司马迁的生死观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书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出狱后担任中书令,是皇帝的近臣。友人任安给他写信,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想到自己的经历和遭遇,感到很为难,没有回信。待任安触犯刑律下狱,被判处死刑,司马迁写了这封回信。直面自己的遭遇和经历,说明自己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是要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是的,为了自己的理想,司马迁没有选择去死,而是忍着众人的嘲笑和误解,接受屈辱的宫刑换取活命,赢得修史的时间,这才有流传至今的《史记》。

一个人的慷慨赴死,一时的意气可能更为干脆,但是司马迁对于自己的生、自己的死造成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假如不受宫刑之辱,按罪服法,自己像一个蝼蚁般自生自灭,名节得不到承认,仍不免受到众人的嘲笑。更重要的是,还有自己和父辈的心愿未了,史书还没有完稿。两代人的未竟事业,终究还是要留下遗憾。

是忍着屈辱生,还是义无反顾死,司马迁是经过一番挣扎的,他把一个人的受辱,分成依次递进的几等,而宫刑处在最下等。但是,强和弱是形势所决定,勇敢和怯懦也是势位所造成。历史上一些有着曲折遭遇的名人,更证明了这一点。选择生并不代表自己怯懦,选择死并不表明自己勇敢。

司马迁选择了“生”,身心忍受着极大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他的寂寞,不可与人诉说,特别是对于不能理解的人,更无废话的必要。他唯有用事实说话,终于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忍着屈辱生存的心愿已了,而他的友人任安也走到了生死边缘。所以才有这一封对友人推心置腹的书信,坦诚心扉的字里行间,彰显了司马迁的伟大人格。

司马迁的信,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

他从历史上得出结论。古人干一番事业,都有一定的艰苦付出,这才有流传到今天的一段很著名的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们的人生和作为,没有一个在平安、顺畅环境中的水到渠成,都要在逆境中发愤,坎坷是磨练一个人意志的试剑石。

一个人的大智慧,是能屈能伸,不逞匹夫之勇。想走的更远,要先退一步,什么也不要说,用行动、用成绩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和无怨无悔。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舍生取义”的迂回策略,泰山的死,鸿毛的轻,只是在情势所迫中的一念之间。司马迁的坚韧是能够选择之后,坚持的义无反顾。

此信是司马迁的绝笔,以后的历史再也见不到他的文字。他的卒年成了一个谜,受任安案的连累,受此封直抒胸臆的绝笔信影响也未可知,毕竟他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和朝廷。

值得欣慰的是,写此信的时候,《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已经完稿。司马迁可以无撼赴死,他的死比泰山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