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终极关怀与生死观

     终极关怀与人的生死问题密切相关,是人类超越生死对立的基本途径。对生死问题的思考贯注于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超越生死的基本心态是乐观、奋斗,从早年到晚年都是如此,尽管其中也有重要差异;毛泽东将生死问题置于终极性价值关怀之下而消解了生死的尖锐对立,这种终极性价值关怀在早年是抽象的精神实体,即“大本大源”,在世界观发生转变以后,则是共产主义理想、人民本位。在人文精神失落、终极性价值消褪的今天,重温毛泽东的生死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毛泽东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中,有一个非常突出而又似乎未曾引起人们足够注意的主题,这就是他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终极性价值关怀。他那充满鲜明个性特征的生死观和终极关怀,展示了伟人超越生死、追求人生终极性价值的高远情怀。 
         
          一.终极关怀:超越生死的基本途径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有限的,必然面临生死问题。但是和其他物种不一样的是,只有人才有思想,才会思考生死存亡这一根本问题;也只有人才会给予人生种种实践以终极性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以求克服生与死的尖锐冲突。终极关怀正是源于人的存在的有限性而又企盼无限的超越性本质,它是人类超越有限追求无限以达到永恒的一种精神渴望。对生命本源和死亡价值的探索构成人生的终极性思考,这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的哲学智慧;寻求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寄托以化解生存和死亡尖锐对立的紧张状态,这是人的超越性的价值追求。只有终极关怀才能化解生存和死亡、有限和无限的紧张对立,才能克服对于生死的困惑与焦虑。终极关怀是人类超越生死的基本途径。 
    张岱年先生指出:古今中外的终极关怀有三种类型:1.归依上帝的终极关怀2.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3. 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1]归依上帝的终极关怀就是把宗教信仰作为基础,以上帝为最后的精神寄托。宗教用臆想的彼岸世界来吞没现实世界以消弭生(有)死(无)的矛盾,宗教徒蜷缩于上帝、神的阴影下希冀于彼岸世界的灵光,生死完全委付给出神,生命完全屈从于神,有限的卑微的个体以与神同在、以成为上帝的仆从的方式获得无限和永生;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就是追溯世界本原,以抽象的道来代替虚拟的上帝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寄托,如哲学通过建构理性世界以观照现实世界的方式来消除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把道德看得比生命更高贵更重要,追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乃至为万世开太平成为精神世界的真正依托。这三种类型的终极关怀对生死矛盾提供的解决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效的,都在追索人生最高价值的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生死的超越,但无疑也是抽象的。 
      毛泽东从早岁到晚年,一生都关注着生死问题。早年毛泽东就曾指出:死生亦大矣,对此不求甚解,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2][P88] 他认为由生到死是个体生存中最大的变动,是人生中最值得思考的大事件。毛泽东反对蝇营狗苟的生活,主张在对生死的思考中寻求最根本的人生价值和最根本的人生智慧,希求在人生的终极观照中超越生死。这种超越生死的人生意向促使 
    毛泽东寻找人生最高价值,确立终极关怀,从而克服生死大难、实现生死问题的圆满解决。壮年毛泽东在战马倥偬的岁月里对于生死问题无暇多虑,但是他出生入死、浴血奋斗的革命经历本身就体现着一种独特的生死观。红军战士以及他自己亲人家属的死亡也强烈地冲撞着毛泽东的心灵世界,但终极关怀支撑着他近于平静的对待死亡。晚年毛泽东随着身体的衰老,不时又回到生死问题上来。 
    毛泽东的终极关怀和他的生死观是分不开的。正是在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中,毛泽东寻求人生最根本的价值依托,确立了伟人的终极关怀;同时终极关怀的确立,又反过来引导着伟人的人生实践,实现了生死超越。毛泽东笃信过佛教,从事过大本大源的哲学探索,接受过中国传统哲学中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最后终于发现比个人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和人民群众,比生死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再造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这就是伟人毛泽东的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带有返归本原和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的影子,但是摆脱了抽象性和空想性,有了现实的依托。正如斯诺指出的:“作为个人的毛泽东消失了”,但是“现代中国的历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3]。个人的生死与人民的事业融为一体,毛泽东关于生死的思考与他的人生实践、他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正是因此,毛泽东的生死观才如此深沉,动人肺腑又超迈高远,具有终极性又具有现实性。 

        二.乐观奋斗:终极关怀的主体心态 

    终极关怀作为人类追求生命永恒与不朽的一种价值取向,既是理性认知的结果和付之实践的过程,又是情感的倾向、认同和内在体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4],列宁也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5]主体的态度和情感是一切认知和实践活动的内驱力,是终极关怀的情感基础。伟人毛泽东就是以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奋斗不息的人生方式和壮美崇高的情感体验实现生死超越,并在深沉浩瀚的情感基础上确立了终极关怀。 
毛泽东以乐观的人生态度看待生死。从早年到晚年毛泽东一直思考着生死这一人生难题,他从来都是乐观地面对生死。早年就把人的生死看做物质的团聚解散:“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2][P199],因此“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故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2][P194] 在毛泽东看来,生不可恃,死不足畏,生与死是相对的,同一的。而且还把生死看作必然的规律,指出生死是必然的,“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2][P194] 青年毛泽东关于生死的这种独特看法,一方面源于传统哲学的某些思想,如庄子齐万物的相对主义生死观,以及气聚为物、气散为虚的中国传统的气论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则与当时在中国影响巨大的西方进化论思想不无关系,进化论认为生命在变化中才能得以发展,死亡是生命过程的必然环节。后来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对待生死的乐观态度并未改变,直到晚年,还以诙谐幽默的语气谈论生死问题。 
   青年毛泽东还以奋斗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死,并在“斗”的过程中以壮美崇高的情感体验超越生死。毛泽东面对生死的思考和阐发,一反传统道学家的呆板说教,也绝不流于小儿女态,而是崇尚意志,一任心力,张扬主体精神,处处充满人生价值的肯定和自我实现过程中的种种愉悦。他指出:“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2][P60]自我实现成为人生的最高目的。青年毛泽东迥异于常人喜顺境恶逆境的心理,宣称“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2][P186]他喜欢奇诡巨变的人生,喜欢充满斗争、惊险的生活,将人生中的所有阻力、抵抗、困境,统统看作是实现自我所必须的环节或凭借手段,越是遇到大阻力、大抵抗,就越能凸显人的意志的强大,从而就越能实现有意义的人生:“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2][P180] 青年毛泽东从尚“变”、尚“斗”的心态出发,欢迎人生中的各种变异和困境,甚至终结生命的死亡也不能使他稍有忧惧,相反,死亡作为人的生命中的最大变化,正是生命的可贵的经验,是本质上具有好奇心的人类所好之事:“死也者,亦吾有生以来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好之乎?”[2][P197]人们惧怕死亡,“乃惧其变化之巨,吾则以为甚可贵”[2][P197]。青年毛泽东并且从这种尚“变”、尚“斗”的心态关照生死走向以壮美的审美心态超越生死:“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之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2][P198] 
    青年毛泽东超越生死的这种主体心态,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的中和冲淡的人生态度,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死生由命”等思想。但另一方面无疑也与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不无关系。不过,青年毛泽东的这种心态似乎更直接地来源于传统武侠、战争小说以及历史,他自幼喜看《三国》、《水浒》这类任侠尚武的小说,喜欢阅读历史传记:“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2][P186]青年毛泽东的这种主体心态后来发展为他所倡导的革命英雄主义:“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同时,又以一种审美式的心态面对人生中的种种困境、阻力乃至生死:“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踏遍青山人未老”、“战地黄花分外香”、“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只要人生价值得到了实现,生死问题是不值一虑的。因对主体自身力量或理想的实现的欣赏而产生的审美愉悦的体验,覆盖了生死对立从而超越了生死。 

       三.大本大源:终极关怀的抽象实体 
  
    如果说,乐观奋斗是青年毛泽东超越生死的主体心态,那么,大本大源则是青年毛泽东超越生死的终极根据或终极的价值关怀。终极关怀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是对人生最终价值目标的追求,其核心是关于如何生如何死的意义思考。青年毛泽东思考着人生的终极意义,反对稊米尘埃之争;眷注于人生的终极依托,要求探讨大本大源。 
    青年毛泽东继承儒家的圣人观,把是否探得大本大源看做超凡入圣的分界线:“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2][P87]他曾经觉得自己尚未探得大本大源,从而觉得自己“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2][P89]他表示“只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2][P87]那么什么是“大本大源”呢?他认为,“大本大源”就是“宇宙真理”:“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2][P85]只有探得“大本大源”或“宇宙真理”,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因此他表达了一种独特的“立志”观:“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之也。”[2][P86]因此,“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2][P87] 
    青年毛泽东所关注的“大本大源”,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其老师杨昌济主将哲学、伦理学课程,杨先生“所讲不限西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6][P197]杨先生还特别编写了讲义《论语类钞》,注解论语往往以朱熹为依据。朱熹提出世界的本源是“太极”之理,他认为抓住了这个“理”,就抓住了“大本”:“大本不立,小规不正,刮落枝叶,栽培根本。”[7]杨先生服膺朱熹哲学,也强调要抓住“大本”。不过,他把“大本”叫作“大原则”:“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8][P85] 青年毛泽东明显地接受了他老师关于抓“大本大源”的思想,而又作了充分的发挥。一方面,青年毛泽东把“大本大源”看作是“动天下之心”的关键:“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2][P85]另一方面,他又将“大本大源”看作是超越生死的终极关怀,只有探得“大本大源”,人生才有所附丽,人生才是有意义和值得过的人生。抓住了“大本大源”,所有人生琐碎,均不足论: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纷何足理。 
    毋庸讳言,青年毛泽东所眷注的“大本大源”是一种精神实体。他那时寻找这种精神实体作为自己终极性的精神依托,并在对这种终极性的精神依托的眷注中藐视琐碎凡俗,超越生死对立。但毫无疑问的是,“大本大源”、“宇宙真理”之类的概念,表明的无非是一种超越现实而又企图支配现实的抽象的精神实体。同时也必须指出,青年毛泽东关于抓“大本大源”的思想,实则是他要求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一种抽象的表达,从而,所谓探讨“大本大源”、“宇宙真理”,也就成了他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超越生死的抽象的终极关怀就因此而转变为具有现实内容的终极价值指向。&n 四.人民本位:终极关怀的现实内容 

    毛泽东在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后,世界观发生了质的转变,从追问大本大源到明确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2][P292]现实问题取代了抽象思辨,人民群众取代了圣贤的至高地位。抽象的终极关怀从而具有了现实的内容。 
    青年毛泽东由关注生死问题到终极关怀,本来就有着非常现实的内容。他那时关注国家的安危:“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2][P11] 倡导救国救民的“壮士断腕”的牺牲精神:“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2][P590]在国家安危、人民疾苦面前,个人的生死算不了什么。因此超越生死的终极关怀——抽象的“大本大源”或“宇宙真理”,本来就蕴含着寻找救国救民真理、拯救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现实内容。当然这种现实内容却以非常抽象的形式表现出来。 
青年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的转变是源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源于对近代中国各种救亡图存运动失败经验的反思。他认识到,“大本大源”、“宇宙真理”的终极追求不能解决现实的国家和民族的出路问题,不能促进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他反思那时候抓“大本大源”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毛泽东人民价值本位论的形成最终要归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宣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人民的利益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把共产主义事业看作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高事业,同时又把现实的民族、国家的出路看作人民利益的现实所在。毛泽东提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9][P906]这样就会死而无憾,虽死犹荣。“百年会有殁,生死安足虑”,生死服从于人民的事业,服从于共产主义的终极追求。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否为人民服务是价值判断的唯一天平。 
    毛泽东终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找到了人民群众这一最现实的革命力量和价值主体,确立了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理想追求。当然,毛泽东人民价值本位论是在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根据我国具体国情,他把拥有80-90%人口的农民确定为人民的主体,农民、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民是民主革命战争的主体力量,谁得到了农民,谁就得到了中国。强调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甚至是不是与农民一致成为是否革命的标准,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9][P18]主张“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9][P488]要求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 
    毛泽东确立人民价值本位论还来源于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农民的朴素、深厚的感情。农家出身的毛泽东从小就体会到劳动人民勤劳困苦的生活,同情、怜悯穷苦人,毛泽东多次为百姓的痛苦落泪,坦示了与民同哭同悲的百姓情怀;发现戏台上宣扬的是帝王将相,农民只是个跑龙套的,他要求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其二是源于对中国国情和民族出路的思考。从早年毛泽东接触到农民典田卖地的事情起,就在“思考这些事情,认为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找到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从而把人民的解放作为终身的事业。其三是由于民本思想和救世精神的影响。我国传统中一直有民为邦本的思想,《尚书》中就曾指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心和民心是相通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经由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王道思想,把民本主义的价值理想发挥到了极致,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具根本性的价值信念;君主和庶民好比舟和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但是这种简单的比附关系并不能真正地把人民当作价值的真正主体,人民只是统治者的工具,重视人民只是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秩序。传统的民本主义始终不过是主观精神上的价值理想,黎民始终只是被同情、被拯救的对象,始终是消极被动的政治客体。主张“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2][P88]为众生即为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舍己为人,以身殉道。这些思想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整合形成了毛泽东的人民本位观,构成了伟人的终极关怀。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包括家庭和六位亲人都殉难于革命事业,在惊闻毛岸英牺牲噩耗时,他沉痛却毫不追悔: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毛泽东始终坚持人民是最根本的价值主体,高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献身精神,关于生死的沉思终于找到了人民这一最根本的依托,在人民的事业中超越了生死。毛泽东高度颂扬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白求恩、雷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铭文深刻展示了他对于生死的超越性理解和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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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生死观充分展现了伟人的终极关怀,也是民族精神在历史个体上的投影。伟人的终极关怀不仅仅是对终极性的价值理念的思索,还是对终极性价值原则的毕生恪守和付诸实践的革命活动,鼓舞着几代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畏艰险,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来。在世俗化、市场化、现代化高歌猛进的今天,意义迷失、人文关怀失落、终极价值消褪,这些现代性问题构成当代不容忽视的精神危机。人们普遍呼吁可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毛泽东的生死观有着丰富的思想底蕴,对人生超越层面之意义的执着追求,对生存之终极价值的深远关怀以及志于道,志于“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人生意义追求与实践,如黄钟大吕般激发着我们的超越情怀和终极追求。当然我们不能象九十年代的“毛泽东热”那样简单地回到毛泽东,而是要在当代中国现实实践中建立人生的意义世界和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