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工作必须在疯人院进行

 普里高津

  普里高津(1917——),比利时化学家。生于莫斯科。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81年任欧共体特别顾问。是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化学会会员。因对非平衡态热力学,特别是耗散结构理论的研究成就,于1977年获诺贝尔化学奖。重要著作有《不可逆过程热力学导论》。 

  埃尔文有一次在回答许多科学哲学家时愤怒地写道:“……有一种错误倾向,认为科学是和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脉络毫无关系的。其实不然,从科学发展史知道,哪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和难于掌握的,离开了整个人类的文化脉络也都是毫无意义的。理论科学不知道,它的构造中被人认为是很得要领的那些重要方面,最终必定归于只能抓住有教养的公众的一些概念和词汇,并且成为一般世界图式的重要部分。这种理论科学,我认为,在那里这一点已被忘记,而且在那里入会者用那些最多只被少数游客所懂得的术语互相继续着冥想。这种理论科学必将从文明人类的其余部分被铲除掉。无论多么深奥的闲谈可能在极少数专门家的孤独欢快中继续着,但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要萎缩、僵化。” 
  整个文化所特有的问题和该文化框架之内的科学的概念发展所特有的问题,就在科学的心脏,我们发现了诸如时间、演化、不可逆性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每一代科学家都试图作出回答,哲学家也是如此。 
  我们可不可以用决裂、分离或否定的术语、用把具体的经验向着更加难以掌握的抽象变换的术语来定义科学的进步呢?我们相信,这种解释是在认识论水平上的,在其中科学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历史情形的一个反映,是科学描述由人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广泛经验时理论上无能的反映。但是,这个被认为是胡说的结果,并没有在它们遭到否认或被宣布为非法之后而消失。 
  毫无疑问,是存在着科学理论的抽象发展的。但是对于科学发展来说,决定性的概念的革新并非一定具有这种类型。它们常常来自把一些新维度的现实性,例如引入不可逆性的概念或量子化的概念成功地并入科学本身之中。在这两种情况中(这个说法还可以一般化),革新极好地表明了文化的甚至“意识形态”的脉络所施行的影响,因而表明了科学的实际敏悟对于它在其中发展的环境所施的影响。 
  断言这个敏悟,将违背与科学有关的另一个传统概念,即把它自己从理解自然的传统形式中解放出来,从而得到发展的思想(它把自己从懒于动脑筋的普通感觉所产生的被叫做偏见的那些东西中得到净化,从而使这些偏见和理性的“苦修”形成更加鲜明的对照。)从这一点可以得到结论:科学应当是独立维生而不入世事的人的团体所干的事务。因此,理想的科学团体应当从社会的压力和需求中得到保护,科学的进步应当根本上是独立的过程,从科学家参与其它文化。社会和经济活动而产生的一切“外部”影响,一切利益,都只能干扰和延迟这个过程。 
  这种抽象的理想,科学家退出去的理想,在另一个理想中找到了同盟者,这个理想就是关于应当说明“真正”研究者的天职是什么的那些东西,也就是研究者要从世俗变迁中逃脱出来的愿望。爱因斯坦描写了这样一类科学家,假如赋与天使把一切“无价值”的人——没有说是在哪一方面——从“科学圣堂”中逐出的任务,那么这类科学家将会受到天使的“恩惠”。他们几乎是“极其古怪离群,隐讳无言的孤独汉。……” 
  “什么把他们带进了圣堂?……” 
  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的动因之一就是逃脱那痛苦烦恼和可怜乏味的日常生活,就是逃脱人们自己变换欲望的羁绊。经过比较精心修炼的人被驱使去逃脱个人的存在,达到客观地观察和理解的境界。可以把这个动因比做一种渴望,它会使城镇居民禁不住地从他那狭小吵闹的住宅奔向安静的高山,在那里,他的眼界能无阻碍地穿透寂静纯洁的空气,追寻那好像是为永恒世界而造的安逸图景。 
  和这个反面动因相对,还有一个正面的动因。人类要为他自己,用适合于他的无论什么方法,去寻求构成一个简单明了的世界图象,以便在某种程度上用这个图象去代替经验的世界,从而征服它。 
  爱因斯坦敏锐感觉到的,在后来被科学所发现的禁欲主义的美与市侩经验的小旋涡之间的不相容性,容易被另一种不相容性增强。这一次是老老实实的摩尼教的不相容,是科学和社会之间,更确切地说,是自由人类的创造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不相容性。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工作的完成不是必须在隔绝的黑体中或圣堂中,而是只好在一个堡垒中,或者还可以像德林迈特在他的剧作《物理学家》里所想象的,在疯人院中。这个剧中的主要角色,三位物理学家讨论推进物理学发展的方法和手段,同时也讨论把人类从盗用物理学进步成果的政治权力的可怕后果中保护起来的方法和手段。他们得出结论: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已经选择的方法。于是他们全都决定继续装疯,躲到疯人收容所里去。该剧结尾时,如命中注定的那样,他们发现最后的避难所只是一个幻想。收容所的女所长暗中探查了她的病人,偷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夺得了世界政权。 
  德林迈特的剧作最后把我们引到科学活动的第三个概念,科学的进步是由于把现实的复杂性归结为隐藏着的合法性,事实是这样的,即他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引力的问题,发现了基本粒子的统一场论,以及最后发现了“万能发现原理”——绝对权力的源泉。当然,德林迈特使用了夸张的手法来建立他的观点,但公认的是,科学圣堂中所看到的东西一点也不比宇宙的“公式”少。已经描绘得像一个禁欲主义者的科学的人,现在变成了一种魔术师,一个隔绝的人,是打开一切物理现象的万能钥匙的潜在掌握者,因此具有一切有力的知识。这把我们带回到已经出现过的问题中:只有在简单世界中(并且尤其是在其复杂性仅是表面现象的经典科学的世界中),任何形式的知识都能提供万能钥匙。 
  今天,对科学的挑战是全面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把科学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看来是谬误的。相反,我们必须把科学活动并入到社会中去。我们必须力图制造尽可能流动的科学与社会的界面。这样做的方法之一就是打开新的通讯通道,本书正是依照这种精神写成的。人类,这次是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把他的自然环境革命化。如谢尔盖·模斯柯维奇指出的,人类在创造一个“新的自然”。这是必不可免的。正是在这个时刻,我们的世界经历着人口危机。从本世纪初的15亿人开始,到本世纪末我们将达到60亿人,在下一个70年中可望达到80亿或90亿。这本身就暗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合理的新形式必须进化。 
  早在2000年前,中国学者庄子写道: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 

  我们正向着新的综合前进,向着新的自然主义前进。这个新的自然主义将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其对实验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述,与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的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科学的每个伟大时期,都引出某个自然界的模型。对经典科学来说,这个模型是钟表。对19世纪的科学,对于工业革命时期,这个模型是一个逐渐慢下来的发动机。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标志可能会是什么呢?也许我们离柏拉图在比较自然同艺术工作时所作用的概念更加接近了。不是通过人和自然的对立去定义科学,我们把科学看得更像是和自然的通讯。 
  莫诺说,他的结论是:“古代的同盟已经打破。人类偶然地从宇宙中现身,如今他已感到他在这个宇宙的冷淡和不可较量的无限性中的孤单。”也许莫诺是对的。古代的同盟已经打破。我们的任务不是悲叹过去,而是要在人类,在他的知识、他的梦想和自然的探险活动之间建立起新的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