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示与力比多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生于摩拉维亚省弗莱堡。1873年入维也纳大学,188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86年成为精神病医师。1902年组织“心理学研究小组”,后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协会。他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认为人的心理包括意识、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后者中的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著有《精神分析引论》、《梦的解析》、《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等。

  我们是从如下基本事实出发的:在一个集体中,一个个人由于受到集体的影响而在他的心理活动方面发生了往往是非常巨大的变化。他的情感倾向会变得格外强烈,而他的智力能力则显著地下降,这两个过程显然是要朝着接近于该集体中其他成员水平的方向发展。不过这种结果只有在这样两种情况下才发生:他那个人特有的本能方面的抑制已经被取消以及他本身特有的种种倾向的表现已经被放弃。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通常是不受欢迎的结果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对该集体实行较高程度的“组织化”而被避免。不过这与集体心理学的基本事实并不矛盾,即与下述两个论点并不矛盾:在原始集体中,人的情感得到强化,人的智能受到抑制。现在,我们兴趣转向为个人在集体中所经验到的这种心理变化寻求心理学上的解释。
  显然,理性的因素(例如以上提到的个人受到的威吓,亦即他的自我保存本能的行动)并不能解释可观察到的现象。除此以外,我们所得到的在社会和集体心理学上的权威性解释始终是毫无二致的,尽管它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称。这个解释便是强调“暗示”这个魔词的作用。塔尔德(Tarde,1890年)将暗示称作“模仿”。不过我们还是不由地要同意另一位作者的意见,他坚决主张模仿是从暗示这个概念引伸出来的,它其实是暗示的一个结果(布鲁格尔斯(Brugeilles,1913年)。勒邦把社会现象的所有这些使人困惑不解的特征归结到两个因素上:个人之间的相互暗示和领袖的威望。不过威望也只是以其唤起暗示的能力才被人认识到的。麦克杜格尔暂时给我们的印象是,他的“原始的情绪引导”原则或许可使我们的解释不需要暗示的假设。不过,进一步的考虑却使我们不得不感觉到,这个原则除了它明显地强调情绪的因素以外,和我们熟悉的有关“模仿”或“感染”的论点差不多。当我们在他人身上感觉到一种情绪的记号时,毫无疑问在我们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东西,它会使我们陷入同样的情绪之中。但是究竟有多少次我们能成功地抵抗这种过程和抵御这种情绪,并且以全然相对立的方式作出反应?因此,为什么当我们处身于一个集体中时总是会受这种感染的影响?于是,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说,迫使我们屈从这种倾向的,是模仿作用,在我们心中招惹起这种情绪的,是该集体的暗示性影响。而且,除开这些以外,麦克杜格尔并没有使我们能回避暗示,我们从他那儿听到的观点和其他作者一样,即集体的特点就在于它们特殊的暗示感受性。
  因之,我们将同意下述观点:暗示(更正确地说应是暗示感受性)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再分解的原始的现象,是人的心理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也是伯恩海姆(Bernheim)的论点。我曾在1889年亲眼看过他的令人万分惊讶的技巧。但是,我还记得,即使在当时,我已对这种粗野的暗示活动有一种压抑的敌意感。当一个患者显示出不服从的迹象时,便会遭到这样的呵斥:“您在干什么?您在反抗暗示!”我自语道,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因为当人们打算通过暗示使他就范时,他当然有权利反抗这种暗示。后来,我就把矛头指向这样的论点:可用于解释一切事物的暗示作用本身却用不着解释。想到这一点,我复述了一个古老的谜语:
  
  克利斯朵夫生出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生出了整个世界,
  那么克利斯朵夫当时立足于何处?

  经过了大约三十年的时间不碰暗示问题之后,如今我再次来探究这个暗示之谜了。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形并没有什么变化(关于这个陈述只有一个例外,而它正好为精神分析的影响提供了证据)。我注意到,人们化了特别大的努力去正确地系统解释暗示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去使这个名词的因袭用法固定下来(例如麦克杜格尔,1920年)这决非多余的工作。因为这个词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而它在德语中的意义却越来越模糊,很快人们就将用它来表示任何一种影响,就象在英语中用它来表明“劝导”、“建议”的意思一样。但是对于暗示的本质,即对于在不具备充分的逻辑基础的情况下发生影响的条件,人们还未给予解释。假如我没有看到一场正是以完成这个任务为宗旨的详尽的研究工作眼下就要展开的话,我是不会回避用对近三十年的文献分析来支持这个陈述的任务的。①
  
  ①1925年增加的脚注: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并未实现。

  为了抵偿这一点,我试图用力比多的概念给集体心理学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力比多的概念在精神神经症的研究中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力比多是从情绪理论中借用来的一个语词。我们用它来称呼那些与包含在“爱”这个名词下的所有东西有关的本能的能量。我们是从量的大小来考虑这个能量的(虽说目前实际上还不能对它进行测量)。我们所说的爱的核心内容自然主要指以性结合为目的的性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爱以及诗人们吟诵的爱)。不过,我们并不将此与另一些与“爱”的名称有关系的内容割裂开来,如自爱,以及对双亲、对子女的爱,友谊以及对整个人类的爱,同样也包括对具体对象和抽象观念的爱。我们的合理根据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精神分析研究表明,所有这些倾向都是同一类本能冲动的表现。在两性关系中,这些冲动竭力要求达到性的结合。但在其他场合,它们的这个目的被转移了,或者其实现受到阻碍。不过它们始终保存着自己原来的本性,足以使自己的身份可以被辨认(例如象渴求亲近和献身的特征)。
  因此我们认为,语言在创造出“爱”这个词和它的诸多用法时,早已完成了一项十分合理的统一工作。我们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也将这个词作为进行科学讨论和解释根据。当精神分析理论作出这一决定时,着实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就好象它因为作出了一个残暴的发明而犯下了罪孽一样。然而从这种“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爱这个词,并不是什么创新的见解。哲学家柏拉图使用的“爱的本能”一词,从它的起源、作用和与性爱的关系方面看,与“爱力”(Love force)概念,即与精神分析的力比多概念是完全相符合的。纳赫曼佐恩(Nachmansohn)(1915年)和普菲斯特尔(pfister)(1921年)已经十分详尽地指出过这一点。而当使徒保罗在他著名的《哥林多书》中对爱赞颂备至、奉它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时,他肯定也是从这同样“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爱的。①可是这些事实只能表明,人们并不总是把他们中间的伟大的思想家认真地当作一回事,甚至在他们极诚恳地声称十二分地崇仰这些思想家的时候也是如此。
  
  ①“虽然我用人和天使的语言说话,但我没有爱,我成了只会发出声响的铜管,或是一个丁令丁令响的钗钹。”

  因此,精神分析理论把这些爱的本能称作性本能,根据它们的起源称作占有(a potiori)。大多数“有教养的”人们把这个术语看成是一种侮辱,并且满怀报复之意地将精神分析理论贬作“泛性论”。任何一个把性看作是人性的禁忌和耻辱的人,完全可以使用更斯文的雅语:“爱的本能”和“爱欲的”。我自己本也可以从一开始起就这样做,这就可避免许许多多的非议和责难。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不愿意向懦弱无能屈服。人们永远也说不清楚这样的让步会把你引向哪里,先是在用词上让步,然后一点一点地在实质内容上也就俯首就范了。我觉得羞于谈性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希腊词“爱的本能”就是为了使这种粗俗变得婉转一些而使用的,到头来却不过是我们的德文爱这个词的翻版,结果是谁懂得如何等待,准就不必让步。
  我们打算提出这样的假设来试一试运气:爱的关系(或用一个更中性的词语:情感的联系)才是构成集体心理本质的东西。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权威们并未提及过这样的关系。相当于这类关系的东西,显然隐藏在暗示作用的屏幕后面。我们的假设一开始就从眼下流行的两种思想中得到了支持:首先,一个集体显然是被某种力量联结起来的,这种联结除了归功于那能把世界上一切事物联系起来的爱的本能以外,还能更恰当地归功于什么力量呢?其次,倘若一个个人在一个集体中放弃了他的特点,而让其他成员通过暗示作用来影响自己,这就会使人想到,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感到有必要与他人保持和谐,而不是与他人相对立——也许说到底他是“为了爱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