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上的东方和西方 

 乔治·萨顿

 乔治·萨顿(1884——1956),美国科学史专家。生于比利时的根特。在大学期间,学习过哲学、化学、数学、结晶学等专业,1911年获博士学位。1912年创办国际性科学史杂志《Isis》,担任该杂志主编近40年,并发起成立国际科学史学会。他为科学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一生著述甚丰,出版著作15部,发表论文800余篇,代表作是《科学史导论》。 

  你听过美国西部牛仔的故事吧,一天他突然来到了科拉多大峡谷的边缘,感叹道:“上帝,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如果这位牛仔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迅速完成的事情,那么他错了。在这个意义上,大峡谷什么也没发生。同样,科学的发展虽然比大峡谷的断裂快得多,但它是一个渐进过程。它看上去是革命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看到这个过程,只看到巨大的成果。 
  从实验科学的角度(特别是在其发展的现阶段)来看,东方和西方是极端对立的。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 
  第一件事,实际上科学的种子,包括实验科学和数学,科学全部形式的种子是来自东方的。在中世纪,这些方法又被东方人民大大发展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实验科学不只是西方的子孙,也是东方的后代,东方是母亲,西方是父亲。 
  第二,我完全确信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当东方人民像我们在16世纪那样,一旦抛弃了他们经院式的、论辩的方法,当他们一旦真正被实验精神所鼓舞的时候,谁知道他们能为我们做什么,谁又知道他们为反对我们(上帝饶恕我)而做什么呢?当然,就科学研究领域来说,他们只能是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但是他们的应用可以是大不相同的。我们不要重蹈希腊人的覆辙,他们认为希腊精神是绝无仅有的,他们还忽视犹太精神,把外国人一律视为野蛮人,他们最后衰亡,一落千丈,就像他们的胜利顶峰曾高耸入云一样。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这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两臂欢迎它。 
  对于东方科学采取粗暴态度的人,对于西方文明言过其实的人,大概不是科学家。他们大多数既无知识又不懂科学,也就是说,他们丝毫也不应享有那种被他们吹嘘得天花乱坠的优越性,而且如果听其自便,他们关于这种优越性的支离破碎的想望,要不了多久就要消灭。 
  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美国文明而骄傲,但是它的历史记载至今还是很短的。只有300年!和人类经验的整体相比是何等渺小,简直就是一会儿,一瞬间。它会持久吗?它将进步,将衰退,抑或灭亡?我们的文明中有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果我们想在疾病蔓延起来以前根除它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揭露它们,但这不是我的任务。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文明能为自己辩护,我们必须尽最大力量去净化它。实现这项任务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发展不谋私利的科学;热爱真理——像科学家那样热爱真理,热爱真理的全部,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有实际用途的和没有实际用途的;热爱真理而不是害怕真理;憎恨迷信,不管迷信的伪装是多么美丽。我们文明的长寿至少还没有得到证明,其延续与否,还不一定。因此,我们必须谦虚。归根结底,主要的考验是经历沧桑而存活下来,这一点我们还没有经历过。 
  新的鼓舞可能仍然、而且确确实实仍然来自东方,如果我们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们会聪明一些。尽管科学方法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它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当科学方法能够被利用,并且是很好地被利用的时候,它是至高无上的。但是,若不承认这种利用也会产生两种局限,则是愚蠢的。第一,这种方法不能永远使用。有许多思想领域(艺术、宗教、道德)不能使用它。也许永远不能应用于这些领域。第二,这种方法很容易被错误地应用,而滥用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的可能性是骇人听闻的。 
  十分清楚,科学精神不能控制它本身的应用。首先,科学的应用常常掌握在那些没有任何科学知识的人手中,例如,为要驾驶一辆能导致各种破坏的大马力汽车并不需要教育和训练。而即使是科学家,在一种强烈的感情影响下,也可能滥用他们的知识。科学精神应该以其他不同的力量对自身给予辅助——以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给予帮助。无论如何,科学不应傲慢,不应气势汹汹,因为和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满的。 
  人类的统一包括东方和西方。东方和西方正像一个人的不同神态,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基本和互相补充的两个方面。东方和西方的科学真理是一样的,美丽和博爱也是如此。人,到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这种特点稍稍显著一些或是那种特点突出一些罢了。 
  东方和西方,谁说二者永不碰头?它们在伟大艺术家的灵魂中相聚,伟大的艺术家不仅是艺术家,他们所热爱的不局限于美;它们在伟大科学家的头脑中相会,伟大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真理,不论是多么珍贵的真理,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它应该以美和博爱来补充。 
  我们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起我们得之于东方的全部东西——犹太的道德热忱,黄金规则,我们引以为荣的科学的基础——这是巨大的恩惠。没有什么理由说它在将来不该无限增加。我们不应该太自信,我们的科学是伟大的,但是我们的无知之处更多。总之,让我们发展我们的方法,改进我们的智力训练,继续我们的科学工作。慢慢地、坚定地、以谦虚的态度从事这一切。同时,让我们更加博爱,永远留意周围的美,永远留意我们人类同胞或者我们自己身上的美德。让我们摧毁那些恶的东西,那些损坏我们居住环境的丑的事物,那些我们对别人做的不公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掩盖各种罪恶的谎言;但是让我们谨防摧残或伤害那许多善良、天真事物中最弱小的东西。让我们捍卫我们的传统、我们对往昔的怀念,这些是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当然如此,但是我的灵魂的最高意向,我对那看不见的事物的怀恋之情,我对于美与公正的渴求,这些也都是真实的和珍贵的东西。那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不真实的。我们必须准备经常去探求这些感觉不到的真实,正是它赋予我们的生活以高尚的情操和最根本的方向。 
  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让我们训练我们的灵魂,忠于客观真理,并处处留心现实生活的每一个侧面。那不太骄傲的、不采取盛气凌人的“西方”态度而记得自己最高思想的东方来源的、无愧于自己的理想的科学家——不一定会更有能力,但他将更富有人性,更好地为真理服务,更完满地实现人类使命,也将是一个更高尚的人。

——萨顿其人其事

    2006年,萨顿去世50周年,全世界科学史研究者都在怀念这位科学史之父。萨顿提出要用科学史在科学与人文间建起一座桥梁的伟大理想,虽然远未实现,但毕竟已日益深入人心。面对国内科学与人文严重疏离的现实,有学者发出“中国需要一千个萨顿”的呼喊,在呼喊背后,是深沉的忧虑。本文摘编自《新人文主义的桥梁》(刘兵著,收入江晓原、刘兵主编“萨顿科学史丛书”),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

    献给科学史的一生

    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是一位科学史家,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可以说是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

    1884年8月31日,萨顿出生在比利时根特。父亲是是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的负责人。萨顿出生仅几个月,他母亲去世了。

    早期的教育使萨顿对于文学、艺术和哲学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萨顿进入根特大学学习。最初,他学哲学,但很快就产生了厌恶。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萨顿又回到根特大学,学习化学、结晶学和数学,获得根特大学等四所高等学校授予的化学金质奖章。1911年5月,他完成了题为“牛顿力学原理”的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这一博士论文,也表明他受到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孔德、迪昂和坦纳里等人的哲学影响。

    1911年5月,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萨顿与英国艺术家埃莉诺·梅布尔·埃尔维斯结婚,转年的5月,他们有了一个女儿,取名为“梅”(May,即“5月”)。萨顿父亲在1909年已经去世,此时,萨顿要负担一家人的开销,这位“不肖”的后代将父亲一个著名的酒窖拍卖,在根特附近买了房子,开始具体筹划和实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也是1912年,即他的女儿出生的那年,萨顿迈出了非常大胆的一步:他要创办一份科学史杂志,并用古代神话中专司生育与治病的女神“爱西斯”(Isis)的名字作为刊名。因此,后来萨顿不无骄傲地称梅·萨顿和《爱西斯》为他的“两个女儿”。

    从个人的意义上来讲,这一刊物为萨顿提供了记录和传播其科学史研究和思想的阵地。1913年《爱西斯》正式出版,现在它已成为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刊物之一。直到1951年为止,萨顿一直担任《爱西斯》的主编,长达40年之久,并时常以自己和夫人的经济收来补贴杂志的亏损。从1936年起,萨顿又主持出版了《爱西斯》的姊妹刊物——专门刊登长篇论文的专刊《俄赛里斯》(Osiris,俄赛里斯也是传说中古埃及的主神之一,是爱西斯的丈夫,负责掌管已故之人,并使万物自阴间复生)。

    1914年8月,德国入侵比利时,1914年11月,德军征用了他家的房子,萨顿只好将他的图书抛弃,将笔记本埋在后花园中,与家人匆匆离开比利时。1915年初,他暂时将家人留在英国,只身去美国寻求发展,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这样一个他认为更具有对多样性的包容和更具有一种进步精神的地方。

    此时,美国不能说没有科学史,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很少数人的一种业余活动而已。幸好当时哈佛大学有位叫亨德森的教员,他的专业是生物化学,却是一位博学的人,从1911年开始就在哈佛大学定期开设一门科学史课程。与萨顿接触后,亨德森最早认识到萨顿的计划的意义,并成为热心的支持者。而且,亨德森也是一位在哈佛大学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1916年5月,亨德森告诉萨顿一个好消息:通过从各种渠道筹资,哈佛大学将以2000美元的薪水聘任萨顿做一年的科学史讲师。他在哈佛作了“在科学家和艺术家列奥纳多·芬奇时代的科学与文明”的洛厄尔演讲。

    不过,好景不长,一年后,哈佛没有延长萨顿的聘期。另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是萨顿儿子出生半月后就夭折了。

    从1918年7月开始,萨顿被卡内基研究院任命为科学史副研究员,最初期限是两年。但实际上,由此开始,萨顿整个职业生涯都与卡内基研究院联系在一起。由于在哈佛任职的终止,萨顿可能无法继续利用怀德纳图书馆。还是由于伍德沃德的干预,才使他可以继续在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的怀德纳图书馆里工作。后来,他向哈佛大学校长提出,他可以不领薪水免费为哈佛大学讲一门科学史课,以此换得在图书馆中一间单独的工作室。这一建议被接受了。由于一战的结束,1919年,萨顿回到比利时取回了他埋在后花园的笔记本。1920-1921学年,萨顿再次担任哈佛科学史讲师。1940年9月,在来到哈佛20多年后,他终于被任命为这所大学的科学史教授。

    虽然《爱西斯》在恢复出版后,有时还可以从卡内基研究院获得资助,而且在科学史学会成立两年后,学会也把《爱西斯》作为其机关刊物,并用部分会费予以资助,但这些经费依然远不够用,因此,许多年来,萨顿每年都要拿出约800美元支付办刊的亏损。当时这是不小的数目。多亏萨顿夫人,战前,她曾是一个杰出的现代家具设计师,《爱西斯》第一期,就是由她自己包装邮寄的。正是依靠她教学和从事服装设计的收用补贴家用,才使得家和刊物都能够维持下去。

    接下来,对于萨顿,则是相对稳定的研究、教学和写作。尽管学生不多,但他对科学史的热情,人格的魅力和博学充分表现在他的教学中。后来,在美国许多大学进行演讲,也成为萨顿的重要活动,这些演讲部分经修订后正式出版。

    1950年,萨顿夫人去世,这给萨顿很大的打击,他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熄灭了。1956年3月22日早上,萨顿准备乘飞机去做一次演讲,他在乘出租车去波士顿机场的路上发病,被送回家里,就在起居室中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

    说到萨顿在科学史领域的学术活动和贡献,不能不从萨顿本人的勤奋和刻苦谈起。虽然说他最初所受的主要是科学训练,但由于他本人的兴趣,以及他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萨顿自己在人文领域中成为一个极其博学的人,以至于有人认为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渊博的学者。同时,他也是一个罕见的人文学者与科学家结合的典范。以对语言的掌握为例,要想对整个从古代到近代的科学发展及其背景进行研究,多种语言显然是一种必须的工具。有一种说法,说萨顿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他掌握了广博的历史知识,以及包括汉语和阿拉伯语在内的14种语言。但同时也还有另外的说法,认为萨顿本人可能也从来没数过他懂的语言到底有多少种,阿拉伯文是他在中年时才开始学习的,其它语言至少包括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瑞典文、土耳其文、希伯来文和中文等等。他也喜欢用多种语言书写信件。有一次,一个著名学者被萨顿说成是一个学究:“唉!”萨顿说:“我给他写信用阿拉伯文,而他复信却用土耳其文!”萨顿在科学史方面有着庞大的研究计划,在勤奋工作中,除每天一小时古典音乐欣赏作为“止痛剂”外,他几乎没有给个人生活留下任何时间。

    在萨顿所有的学术著作中,3卷本的巨著《科学史导论》可以算是最有代表性的出版物了。它们在极为详细的文献基础上,以半个世纪作为时间段来对从古代到1400年的科学发展做了详尽的编年式的叙述,收入了几乎所有生活在所讨论的时间的较重要的人物,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

    在萨顿的时代,科学史没有成为一个独立标准的学科,也极度地缺少可用的工具书和文献检索等参考书。在这方面,萨顿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作法,而且是以令人难以想象的个人努力。在他几十年来几乎一直是由个人力量来编辑的科学史刊物《爱西斯》上面,从很早开始,萨顿就刊印由他个人编辑的科学史的“重要文献目录”(Critical Bibliography)。编辑,或者说编写这样的文献目录,就个人的力量来说,绝非一件易事。这样的文献目录要求编者看过并收集尽量多有关的文献,并将其归入相应的分类项目,并对其中一些重要者撰写简要的评论。萨顿大多是在一天的工作之后,将这种编辑科学史文献目录的工作作为晚上在家中书房里的“一种游戏”。可以说,这绝对是一种绝无先例的个人成就。这种传统,传承至今。

    1936年,哈佛大学设立了科学史的哲学博士学位,萨顿也相应开设了他的课程讨论班。但由于各种原因,只有两个学生是真正在他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其中之一,就是后在哈佛成了萨顿的继任者,同时也是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的柯恩(I.B.Cohen)。他也是在美国第一位科学史博士学位的获得者。

    总之,就萨顿个人著述来说,他一生共写出了15部专著(这仅指在他生前出版的专著,在他去世后,又有若干由他人编辑的论文集出版)、340多篇论文和札记,编辑79份详尽的科学史重要研究文献目录。而且,与这些著述、研究及教学相关,他在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形成和确立方面的贡献要更为重要。在20世纪初,在美国专门从事科学史教学与科研的职位还为数极少的情况下,萨顿幸运地得到了这样一个职位。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萨顿曾一篇介绍别的科学史家的文章中这样说过:“一个人有个好的位置是件幸事,但当他被一个抱负不凡的目标所激励,例如当一种宏伟的设想捉住他并占领了他的整个身心时,那就是更大得多的幸福了。此时,就不再是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工作,而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找到了一个可敬的人。”其实,这样的说法也完全适用于萨顿本人!

    萨顿最重要的业绩在于他奠定了科学史学科的基础。正如萨顿的学生所言,萨顿的不朽功绩在于,“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现在科学史已是一个稳定的学术领域。乍一看来显不出萨顿影响的痕迹,然而他不仅通过英雄般的劳动业绩创造并收集必要的的建筑材料,而且他也把自己看成将科学史建成一个独立的和有条有理的学科的第一个深思熟虑的建筑师,他的确是科学史的第一位建筑师。”

    在萨顿生前,他的成就便已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科学史界最高的荣誉,由科学史学会颁发的以萨顿的名字命名的萨顿奖章的第一位获得者,就是萨顿本人。实际上,萨顿一直梦想着有一枚科学史的奖章,他甚至曾具体设想在奖章上能装饰有爱西斯女神的形象,但他从未想到他自己的肖像也会出现在奖章上。

    “他的灯光曾在那里,我把那灯光怀念”

    萨顿坚信科学史是惟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正如萨顿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在他的著作中,有四条指导思想一直贯穿始终。这四条指导思想就是:统一性的思想、科学的人性、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以及对宽容和仁爱的极度需要。

    萨顿去世后,《爱西斯》杂志在萨顿诞辰100周年纪念的时候(1984年),萨顿的女儿,梅·萨顿这位后来比乔治·萨顿名气更大的诗人和小说家发表了一首充满感情的诗作来悼念她的父亲。在这首诗的结尾处,梅·萨顿深情地写道:此时,死亡的余音只是人们对他的颂赞,就像一位邻居所写所说的那样:“我不认识你的父亲,但是他的灯光曾在那里,我把那灯光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