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艺术

霭理斯

  霭理斯(1859——1939),英国科学家、思想家、作家。生于一个海员家庭。1875年,他随父亲的船前往澳大利亚,在悉尼一所私立学校做见习教师。4年后回英国。1880年入圣·托马斯医学院学医,开始研究性心理学,并热衷文学创作。1890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新精神》。他在性心理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编辑《现代科学丛书》,并出版《性心理学研究录》;在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也有较大贡献。

  达·芬奇不但在科学方面是至高的伟大人物,而且是科学精神的具体化、艺术家、大自然的爱好者,这是我们最好应铭记在心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意识中对这一事实认识清楚,那么就会避免许多错误。我们将不再发现设计艺术家为了受到他们所认为的思想艺术家的束缚而愚蠢地恼怒不已。一位像布伦内提尔那样心胸狭窄的教师,尽管在他自己范围里多么有用,但当他愚昧地宣称他所谓的“科学的破产”时,也就不会再像前几年那样(可能现在仍如此)被人看作是先知。很不幸,许多人冒充“科学工作者”,而实际上却没有资格取得这一称号。他们可能在小密室里堆砌一些事实,做着有益的勤奋的工作,而这些事实可能有朝一日由那些更真实地受到科学精神启发的人加以研究;他们可能把真正的科学家的发明应用到实际生活上而多少做些必要的工作。他们自己有权利使用“科学”这个名字,就如那些造出堆积在陶器店里的盆钵和盘子的人有权利使用“艺术”这个名字一样,其实他们都无权使用这些称号。他们还不知道,科学并不是堆积孤立事实的知识积累,而是积极的知识的组合,是把一种非常精致的工具的锐利刀锋应用到世界上,而如果没有最广阔的眼光以及最激荡的丰富想象力,就不可能达成这项工作。
  法兰西斯·加尔顿——我举出一位由于有一些共同的兴趣而我有幸与之接近的人——就是属于这种更真实的科学家。他不是职业科学家;他甚至愿意别人把他的喜爱科学看作只是一种嗜好。从一般职业科学家的观点来看,他可能是一位业余科学家。他甚至不是一位博学的业余科学家,就像有些人的情况一样。我怀疑他是否真正精通任何专题的文献,虽然我以为这并不怎么要紧。当他听到某一有名人物和他从事同一领域内的研究时,他就要查看这个人的研究工作;威斯曼在从事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时,就出现这种情况,而我在展读加尔顿的信中,看到他无法正确拼出威斯曼的名字时,不禁付之一笑。对于科学的态度,加尔顿可说是开风气之先,就像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博物馆的开路先锋们的态度,如查德斯肯特、阿希摩尔、伊夫林以及史龙:对于那些才开始或还没有引人好奇的事物具有无法满足的好奇心。我曾对墨西哥的仙人掌麦斯卡尔从事一些个人的实验,以探测它产生幻象的特性,这种仙人掌的特性当时在英国鲜为人知,加尔顿对此表示强烈的兴趣,想要亲自去做实验,只是最后因年老而作罢。但是,加尔顿的好奇心并不只是孩子般的好询问,而是基于此点,他的好奇心与一种几乎是独特结构的头脑相合作,他的头脑既正常又敏锐。所以,一方面他的好奇心转变为极为精巧和富有发明创造的多种方法,另一方面,好奇心受到稳定的谨慎和理智的检验而得到指导和控制。他知道如何保持那种巧妙的平衡而不会有任何的严厉、紧张或独断,只是显得有趣而亲切,表现出最可靠的谦虚。这些特性难能可贵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在他的《人类能力之探讨》中看到一切——使他成为天才人物的典型,天才不是凭借职业或苦心的训练来达成使命的,而是凭着自然的功能,照亮世界的暗处,在人类经验的不那么正统的领域里创造科学,这些领域以前只是人们兴之所至的对象,或者完全没有被人所察觉。他是一位彻底的艺术家,而如果(报导所说)他生命最后一年主要致力于写一本小说,那么这部作品就代表他全部的美妙活动;他从未做其它别的事。只有他的传奇是真实的。
  加尔顿的表亲是名声更著的却尔斯·达尔文,他在大自然和科学方面也同样是纯粹的喜爱者和艺术家。无疑,一度有很多愚昧的人认为这两个名字似乎不适用于达尔文。有人认为达尔文几乎不是一位天才,只是一位研究事实的枯燥而辛勤的平常学子。他自己甚至有一次悲叹自己对于诗和艺术的冷漠,对此事许多人难以忘怀。但是达尔文是少数的选民之一,他在潜意识(如果不是在意识)的本性中就认识到“科学是诗”,而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诗和艺术的领域里,他却同时是诗人和艺术家。只有这种天赋的人才能够在读马尔萨斯的作品时得到一个暗示,想到自然淘汰是有机生物之所以连绵不断的主要模式的创造性力量;他的奇妙的进化学理论也是如此。甚至在实验的琐碎事务方面,例如让一位音乐家在他的温室里演奏巴松管,以确定音乐是否影响植物,他有着诗人或艺术家的全部的发明想象力。他在对待大自然的整个态度上是诗人和艺术家,可是我怀疑是否有人已指出这一点。他努力工作,但对于他来说,工作是一种游戏,如果工作不是游戏的话,由于他健康情况欠佳,他就无法开展他的工作。我们一再在他的《生活与信札》中,发现诸如“我极为高兴”的句子来引述他的观察与实验。而他在提及一个生物学上的问题时曾说,这种问题犹如下盘棋。我真的怀疑:是否还有任何伟大的科学家比达尔文更是一位艺术家,更有意识地感到自己是在这个世界里玩游戏,由于生活的乐趣而感到更美好的兴奋。这个人创造了雌雄淘汰的理论,使得整个生命的适应成为艺术,也使得生命的适应的秘密成为诗,而他很可能发觉“诗和艺术”是索然无味的。
  我们可以判断这些生物学家的观点比较容易达成目的,这是因为他们涉足于活生生的大自然,但我们不单是在生物学家中发现喜爱者和艺术家的态度。当天才人物悠游于有人所谓的物理学家的不毛之地时,我们也同样明显地发现这些态度,法拉弟在实验室工作,一间简单的实验室,却对真正的科学精神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地方,如果没有他在电磁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可能就会错过(感到痛苦或不感到痛苦)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实用的机器:发电机和电话。然而法拉弟眼前并没有实际目标;我们可以说:他探讨大自然,就像诗人探讨感情一样。这样就足以使他成为最高的科学家。为他写传的贝斯·琼斯博士对他很了解,他说,法拉弟的第一个伟大特点是他对于事实的信任,第二个伟大特点是他的想象力。我们在此看到了他性情的根本所在。重要的只是要记住:这两个特点不是分开和明显的。这两个特点本身可能是对立的特性;这是因为在法拉弟身上,这两个特点在有力的紧张状态里结合在一起,这样他就成为探讨大自然秘密的一种很有效的工具。他的朋友和同事蒂德尔似乎觉察了这一点。蒂德尔写道,“他的想像力所具有的威力十分巨大”——他“从一些最细微的起点开始,达到最伟大的目的”,从“氧和氮的气泡直到地球本身的大气包层”——但“他像一位强壮的骑士一样驾驭想像力”。法拉弟本人也说过同样的话:“让想像力奔驰,用判断和原则保卫它,但用实验来掌握和指导它。”他在另处曾说,他年轻时,他可能会补充说他当时仍然是,“一位具有十分生动想像力的人,并且能够像相信《百科全书》一样地相信《天方夜谭》。”但不久他就获得一种以实验来检验事实的本能,不信任没有测试过的所谓基本事实,而接受他以这种方式所得到的一切结论,完全漠视为一般人所接受的信仰。(他在桑德玛尼亚教堂确实是一位忠实和虔诚的长老,而这在这位迷人的人物中并不是最不具魅力的特点。)蒂德尔坚称法拉弟的心智活动有这二个层面。他表现“美妙的欢愉”,他具有“容易兴奋和激动的性情”,同时“在欢愉的表面之下有着一座火山般的热能”。他自己相信从遗传中具有一种赛尔特人的气质;有人传说他的祖先来自爱尔兰;我现在在爱尔兰找不到法拉弟家族,也找不到任何像法拉弟的姓名,但蒂德尔由于自己是爱尔兰人,所以宁愿相信这种传说是可靠的。这只能说明这种性情中感情欢愉活泼的一面。还有另一面,也是蒂德尔所坚称的:喜爱秩序,极端顽固,高度的自律,而这种自律能把内心的热火转变成清晰而集中的白热光。蒂德尔说在这两种特性的交汇融和下,“他成为一位先知,并时常显现一种灵感,只有凭着同情才能了解这种灵感。”他广阔而出于感情的想像力变成真理的仆从,并一经点触,就有生气。在完成物理实验时,他会经历一种孩子似的喜悦,眼睛也闪闪发亮。雪尔范纳斯·汤普森在他论法拉弟的书中坚信,法拉弟对试验和证明的永恒冲动结合了由于想像力的奔放而产生的孩子似的喜悦心情,“甚至到了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也会因为看到一次新实验而高兴得几乎跳起舞来,然而他总是毫不犹疑地把由实验所提示的观点推进到其逻辑的结论,尽管这些结论可能多么广泛地引自为人接受的思想模式。”他的方法是《天方夜谭》的方法,只是转移到事实的领域。
  法拉弟不是一位数学家。但如果我们转向在抽象计算的领域里活动的开普勒,我们也会发现这些特点的完全相同的结合。我们应把宇宙太阳中心论的建立归功于开普勒,而不归功于哥白尼,而开普勒比任何人更是牛顿的先驱。人们说,如果没有开普勒的话,很难设想有谁会取代他的地位,在我们宇宙的科学性创造活动中担当他的特殊角色。要担当这么一个先锋人物的角色,需要奇特地混合在表面上相反的特性。只有一种打破旧秩序的大胆、独创以及冒险的精神,才能挣脱统治天文学几千年之久的长久传统和一成不变的先见。只有一位有无限耐心、谨慎、辛勤和准确的研究者,才能建立新的革命性观念,以取代这些传统和先见。开普勒把能力难能地结合在一起。他拥有最狂浪的奔放的想像力;然而他对计算准确性的尊重比世人所知道的更甚。他愿意相信:地球是一种动物,如果发现她有肺或鳍,他也不会吃惊。同时,他决心夺取准确的真理,他极有耐心地辛勤工作着,以致他的一些最仔细的计算甚至重复做了70次之多(没有借助于对数)。在开普勒身上最为清楚地体现了形成至高的科学艺术家的两个基本特性。
  开普勒很可能把我们带引向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自从他的时代以来,在了解宇宙方面最伟大的先锋,并且由于他似乎已经赢得了和牛顿同等的地位,他确实已不单是一位先锋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是:虽然爱因斯坦有一种极为谨慎和长于批评的心智,并被认为常识丰富,但他深深敬慕开普勒,时常引用开普勒的话。因为爱因斯坦也是一位具有想像力的艺术家。
  爱因斯坦显然是一位艺术家,甚至在外表上也如此,见过他的人常注意到这一点:“他看起来更像音乐家而不很像科学家,”有个人写道,那些很了解爱因斯坦的人说:“他基本上是一位发现者,也是一位艺术家。”事实上,他是位精通于最普通为人公认的艺术之一的艺术家,是位有成就的音乐家,一位优秀的小提琴家,他自己说过:即兴演奏钢琴“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必需品。”据说,他在倾听音乐时,会容光焕发;他喜爱巴赫、海顿和莫扎特,比较不喜欢贝多芬和瓦格纳,而对肖邦、舒曼以及音乐中所谓的浪漫派,则不感兴趣,这是我们可以预料到的。他对音乐的喜爱是天生的;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产生了这种喜爱,那时他想出一些“赞美上帝”的小曲子,并自己演唱,在那么小的年纪,音乐、大自然、上帝就开始在他身上变成一种统一体。莱布尼兹说:“音乐是人类灵魂从进行自己未意识到的计算时所经受的欢愉。”音乐最为抽象,它是最接近数学的艺术——我们可能回忆,根据毕达哥拉斯的发现,音乐和数学是如何有着它们的共同来源的——而音乐成为爱因斯坦喜爱的艺术,这是不足为奇的。建筑是他仅次于音乐的爱好——歌德把建筑艺术称之谓“凝固的音乐”——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建筑中,实际上我们投身于静态和动态转变成可见的美的机制之中。他漠视绘画,虽然他不是伟大的读者,但他被文学所吸引。他在文学中并不怎么去追求艺术,而是追求感情;在文学领域里,具有严格结构成分的作品不再吸引他了,所以他不爱读易卜生的作品;他大大倾心于塞万提斯、凯勒和史特林堡;他深深敬慕莎士比亚,但对歌德较冷淡,然而他最狂热地喜爱的作家却是所有伟大作家中有着最高度感情,神经组织中最陷入分裂状态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尤其是他的杰作《卡拉玛佐夫兄弟》。“陀思妥也夫斯基所给予我的,超过任何科学家,超过高斯。”在爱因斯坦看来,所有的文学分析或美学技巧都无法穿透像《卡拉玛佐夫兄弟》这样一部作品的中心,只能用感情把握这部作品。他一说到《卡拉玛佐夫兄弟》,就容光焕发,他只能以“道德的满足”来形容而别无它词。因为平常意义的道德作为一种系统来说,对爱因斯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甚至不把道德包括在科学里,使他满足的是具体体现在艺术中的道德欢愉。再者,据说,爱因斯坦的感情生活方式的基调是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呼唤:“我来这儿不是跟你一起去恨的,而是跟你一起去爱的。”他感到,生活中所能提供最好的事情是洋溢着快乐之光的脸庞。他是位激进的民主派、和平主义者,而不是(人们时常想象的)社会主义者;他相信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具有国际性,他认为这绝不会损毁国家的特性。
  这儿要说清楚的一个要点是:爱因斯坦并不只是在闲暇和游戏时才是一位艺术家,就如同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可能打高尔夫球,或者一位伟大的军人可能种兰花一样。他在全部工作中都保持同样的态度。他追寻科学的感情之根,而感情也正是艺术之根的所在。爱因斯坦很敬慕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爱因斯坦这么说到他:“那种使他合宜地投身于工作的感情状态,就像一位献身者或一位情人的感情状态。”我们可以说,爱因斯坦本人似乎也应验了这句话。他甚至不像一些人可能认为的是属于那种严格的宗派,即那种主张所有真正科学都是正确规范的宗派;他认识到:生物科学一定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数学之外。他有一次说,如果数学是科学的惟一途径,那么,大自然对歌德来说,将会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歌德具有一种非数学,甚至反数学的心智,然而却拥有一种比很多准确的科学研究者更伟大的直觉力量。爱因斯坦认为:一切伟大的科学成就都始于直觉。他不断重复这点,虽然他补充说,由于创新也是需要的,所以直觉就一定不能孤立。人们通常认为许多科学发现是纯粹的思想成果,但爱因斯坦却倾向于视为真正的艺术成果。他要把这个观点具体化于一切教育之中,使教育成为一种自由的、活生生的过程,不死记硬背,也不考试,主要是一种诉诸感觉的过程,以便获得美妙的反应。为了达到他的目标,甚至为了达成道德的个性,他要每一个孩子学习一种手工艺,细木工、装钉书,或学其它的,他并且像埃利·富尔一样,对电影的教育价值有很大信心。我们看到,在爱因斯坦一切活动的后面都有着这么一个观念:物理学家的工作是要去获得一幅图画,他所谓的“世界图画”。爱因斯坦于1918年在一次纪念普朗克的庆祝会上说:“我同意叔本华的意见,即吸引人们从事科学和艺术的最有力的动机之一是一种渴望摆脱日常生活及其令人痛苦的粗鲁和凄凉的荒芜状态,此外,摆脱由他们自己不断改变的欲望所形成的枷锁。这种渴望驱迫那些具有较强烈敏感性的人走出个人生活,进入客观知觉和了解的世界。这种渴望是一种驱动力量,就像一种力量把身处喧嚣混杂的闹市的居民赶往平静闲适的阿尔卑斯山高处,在那儿他们似乎可以俯视永恒。和这种消极的动机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积极的动机,这种积极的动机促使人们寻求一种适合于他们性情的简单的世界观,以这么一种反映世界观的图画来取代世界,从而征服世界。画家、诗人、哲学家、科学家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在这么做着。”斯宾格勒曾谨慎地辩称:物理学、数学、宗教和伟大的艺术都有完美的一致性。我们大可以指出爱因斯坦就是这种一致性的高尚的具体化。
  在我们到达数学的领域时,我们就进入了一些过程,这些过程对于一些人来说,似乎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不具有人性的、并且是远离诗的。然而艺术家却在这儿拥有最充分的想像力。贝特兰·罗素在他的《神秘主义与逻辑》一书中说:“数学可被定义为一种科目,在这个科目中,我们永不知道我们在谈些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所谈的是否真实。”我们是处身在艺术的想像领域,而数学家是在从事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这种工作就其秩序井然而言像音乐,然而在另一层面上重新产生宇宙的秩序,这样就似乎成为一种天体的音乐。最伟大的数学家为了要发现一种类似于他们的工作的性质而一再诉诸艺术,这并不使人惊奇。他们确已在种类极为繁多的艺术中发现这种类似性。在诗、在绘画、在雕刻中发现,但是,我们却确实在音乐——最抽象的艺术、数字和时间的艺术——中,发现了最紧密的类似性。米塔·雷佛雷说:“数学家的最佳工作是艺术,一种高度而完美的艺术,如同最神秘的想像之梦那样大胆、清晰而透明。数学的天才和艺术的天才彼此接触。”而西尔威斯特在他的《相互的理论》一书中这样写道:“难道代数不是好像已经获得了一种美术的尊严了吗?工作者能在这种尊严中,自由发展他的观念,就像在一场歌舞戏的主题或一幅画的主题中。它已经达到这么一点:即每一种已适当发展的代数结构,就像一幅技巧老练的风景画一样,都能暗示位于画布极限以外的无限距离的观念。”贝特兰德·罗素又说:“如果以正确态度看待数学,数学不仅拥有真理,而且也有至上的美——一种冷静而严肃的美,像是雕像的美……真正的欢愉精神,意气风发,具有一种超人的感觉,这些试验最优越状态的试金石,都确实能够在数学中发现,如同能在诗中发现一样。”
  这位数学家已登临人类思想阶梯的最高梯级。这也是我们全体都在拾级而上的相同的那个阶梯,从个人的婴儿时代爬起,也从种族的婴儿时代爬起。莫利哀的乔登40多年来一直在发无聊的议论,自己也莫明其妙。人类在整个漫长的生涯中一直想着诗,却也同样地显得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