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迹罕至的地方

荣格

 荣格,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在世界心理学界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是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之一。毕生致力于人类心灵奥秘的探索。他的一生著述浩繁,他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的研究学贯中西。他所创立的分析心理学不仅在心理治疗中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而且对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文学、艺术、宗教、伦理学、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我最初见到理查德·威廉是在凯塞林伯爵家,当时正在达姆施塔特召开关于“智慧说”的会议。那是20年代初。1923年,我们邀请他到苏黎世来,他在心理学俱乐部就《变化》一书发表了他的看法。
  是在与他相识之前,我即对东方哲学感到兴趣。大概在1920年,我开始对《变化》一书做实验。一年夏天,在波林根,我决定向这本书所产生的谜发起全面进攻。我没有采用传统方法采一堆欧菁草,而是给自己砍下一捆芦苇向那谜开始冲击。我常常坐在有100岁的梨树下的地上,一坐几小时。那本《变化》就放在身旁,我用一种方法,即把不少会因许多原因产生结果的预言一回一答地相互加以比较,所有确乎非同一般的结果显现了出来——与我自己的许多想法过程均产生有意义的关联,对此,我也无法跟自己解释清楚。
  在这实验中,惟一由主观干预的情况即是实验者任意地——就是说,不假思索地——猝然一击,然后,把一捆有49根欧蓍草的草捆打开来。他并不知道一捆里有多少根欧蓍草,但击后的结果却依赖于欧蓍草之间的数字关系。其它实验都是机械地进行的,没有意志予以干预的余地。如果确乎偶然出现有精神与之相联的情形,那它也不过是由一捆欧蓍草机会性地被分开来所组成(或用别的办法,即投硬币所产生的偶然性所组成)。
  在那整个暑假期间,我一直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变化》一书中的答案究竟有没有意义,倘若有的话,那么精神与一系列身体活动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发生的呢?我时常会遇到令人惊奇的巧合,这些巧合好像在说出一种间或同发性的思想(我后来称之为“同步现象”)。这些实验令我痴迷,我连记录的事都给忘了,后来我很为此遗憾。以后,不管怎样,当我经常在我的患者身上做实验时,十分清楚的是,有相当一批答案都答对了,例如,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的病例,他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他认识一个看上去似乎对他挺合适的姑娘,因为他想结婚。可不知怎的,他觉得心里不托底,担心在自己新情绪的影响下,会再次发现自己听凭威力无尽的母亲的支配。我给他做了实验,结果他的话成了六边形状,上写道:“这个女孩儿大有威力了,一个人不该娶这种女孩子。”
  30年代中期,我见到了中国哲学家胡适。我询问他对《变化》一书所持的观点,得到的回答是:“噢,那本书不算什么,只是一本有年头的巫术魔法选集,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没对这本书做过实验——或者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记得他只遇到过一次,这本书被用过。有一天,他正和一个朋友散步,这位朋友跟他谈起他不愉快的恋情。这时他们正经过一座道庙。他开玩笑地跟他朋友说:“你可以请教一下预言!”话没说完,就真这么做了。他们一起进了庙,请和尚解释《变化》一书里的一段预言。不过他对那些解释的话一点不信。
  我问他那预言是否说中了,他不情愿他说,“噢,是的,当然……”我当时想起有名的“好友”的故事,即一个人做的每件事都是他不愿做的。我于是便谨慎地问他从这次事情中是否得到益处。“是的,”他回答,“我也当开玩笑地问过一个问题”。
  “那么那个预言给没给你什么合乎情理的答案?”我问。
  他犹豫着。“噢,这个,是的,你这样说也行。”这个话题显然令他不舒服。
  过了几年,我用芦苇做了实验后,《变化》一书附带威廉的评论出版了。我马上弄到一本,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威廉在有意义的联系问题上的观点与我大致相同。但他知道这方面的全面材料,因此,可以填补许多空白之处,而我对此却无能为力。威廉来苏黎世时,我得以有机会大范围地讨论该问题,我们也谈了许多中国哲学和宗教问题。他对中国思想所知甚多,这样他跟我的谈话使一些我感到非常困难的问题都得以澄清,这些问题是欧洲式无意识强加于我的。此外,我跟他谈到我对无意识研究的一些结果,这未使他感到惊讶;因为他在这些结果中已认识到一些事情是他认为中国哲学传统独自拥有的东西。
  威廉年轻时曾为传播基督教去过中国。在那里,东方的精神世界为他敞开了大门。威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宗教精灵,他对事情有着不被迷惑、颇有远见的目光。他有种天赋,即在聆听一个一步步启开的陌生思想时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能够实现那一情感上的奇迹使他将中国的知识珍宝引进到欧洲来。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有一次竟对我说,“我没给一个中国人洗礼,这真是太叫我欣慰了!”尽管他具有基督教背景,但他却不能自己地分辨出中国思想的逻辑性和清晰性。用“影响”一词描绘在他身上产生的结果是不太恰当的,可以说他被征服了,被同化了。他的基督教观点已经退居到背景中去,当然并未全部消失。它们形成一种精神积淀状态,一种道德上的附加条件,后来这一条件产生了致命结果。
  在中国时,他有幸拜见过一位老派哲人,这位哲人因当时的革命运动被驱出内地。这位哲人名叫劳耐煊,他向他介绍了中国瑜伽哲学和《变化》中的心理学。正由于这两人的合作,我们才得以有了附带精辟评论的《变化》一书的译本。这本东方最深刻的著作第一次以生动可懂的形式被介绍到西方来。我以为,这是威廉最重要的成果。十分清楚而丝毫不会弄错的是,他的思想是西方式的,而在其对《变化》的评论中,他已表现出对无可匹敌的中国心理学的某种接受。
  当翻译完最后一页,出版者的初样出来后,这位年迈的劳耐煊大师却去世了,仿佛他的著作业已完成,他已把古老的、行将灭亡的中国的最后一个音讯传到欧洲,而威廉确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弟子,他将老哲人的心愿实现了。
  我见到威廉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像个中国人。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他一回欧洲,便立即参加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的教师队伍中去。但不论是他在教学工作中还是在给一般人开讲座时,他看上去都能感觉出欧洲精神的压力。基督教观点和思维模式开始稳步走向前台。我去听了他讲的几次讲座,结果这些讲座跟传统布道几乎别无二致。
  这种朝过去的转变在我看来有些缺乏理智,因而是危险的。我将此看作是重新被西方的同化,所以我觉得,作为同化结果,威廉内心里一定发生着冲突。我想,由于这是一次被动的被同化,即是说,是一次对环境影响的屈服,因此会产生出相对而言即是无意识冲突的危险,一种他身上西方和东方精神之间的抵触。我假想,倘若那种基督教态度开始时让步于中国影响的话,那么,逆转方向之事现在很有可能正在发生;欧洲因素有可能再次占东方因素的上风。如果这样变化过程发生时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有意识的努力去加以诠释,那么,无意识中的冲突就会严重影响其身体健康状态。
  听了他的讲座后,我曾试图让他注意威胁着他的危险。我说给他的话是:“我亲爱的威廉,请不要误解我的话,不过我有种感觉,就是西方的东西正再次拥有你,你对你那次将东方介绍给西方的旅行变得越来越不忠诚了。”
  他回答说,“我认为你说得对——这儿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强烈地攫住我。可又能怎么办呢?”
  几年后,威廉作为客人来到我家,他的身体由于变形虫痢疾病的侵扰已经垮了下来,这病他20年前就患了。后来数月里,他的情形每况愈下。后来,我听说他住院了。我到法兰克福探望了他,眼前却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医生们还没有失去希望,威廉也谈及着等病愈后想实施的一些计划。我和他一起享受了他的希望,但我却有所预感了。那会儿他跟我吐露的一些话更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在他做的一些梦里,他再次到荒芜无尽的亚洲干旷大草原那儿去了一趟——他离开过的中国,他正找寻着中国留给他的问题的答案。那一答案在他那儿已被西方笼罩死了。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却没有能力找到答案了。他的病又拖了他几个月。
  直到他临死前几个星期,我已经好久没听到他什么消息,我刚要睡着,却被一副幻景给猛地撼醒:在我床旁,立着一位身着一袭深蓝外衣的中国人,双手合十插在袖里,他在我面前深鞠一躬,好像希望给我一个消息,我知道这很说明问题。那幻景特别清楚,我不光看到那人脸上每条皱纹,还看到了他棉衣服上的每根棉线。
  威廉的问题大概也可被视为是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所做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他那里以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抵触形式出现。由于我自己也有与他相同的问题,因此知道卷入到这场冲突之中会意味着什么。诚然,在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威廉也没坦率说出来。尽管我向他介绍心理学上的观点时,他表现得极感兴趣,但是,他的兴趣也只保持在我说起客观事物,如一个念头或是宗教心理学引起的一些问题时。也只到这时,他一切都很好。不过我一俟试图去触碰他内心冲突那一实际问题时,我马上即能体会到他往后缩的感觉,一种将自己内心锁住的感觉——因为这些事情正中要害。这种情况我在许多重要人物身上都观察到过。记得歌德在《浮士德》里将其写成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未被踏过的”地方。其所有区域均不能也不许被强行入内,那儿是一个命运,不允许任何人去干扰它。

  荣格于1875年出生于瑞士东北部康斯坦斯湖畔一个名叫凯斯维尔的乡村里,他家中一共有9个牧师(他的父亲和8个叔伯),家庭中浓厚的宗教气氛很大程度上培养助长了荣格的神秘主义倾向。荣格的童年生活是孤独的。他有两个哥哥,但都在他出生之前夭折了;他的父母不和睦,经常吵架,母亲的性情反复无常。荣格常常是一个人玩,自己设计出各种模仿宗教仪式的游戏;他常常沉湎在梦、幻觉和离奇的想象中,他喜欢独自面对美丽的湖光山色,享受与大自然默契的愉悦,领悟大自然给他的神秘启示。这一切使得荣格自小就非常内向、敏感。

  1907年,荣格和弗洛伊德第一次见面,彼此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此后,大约有五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他们的“蜜月”。弗洛伊德器重荣格,称他为“我亲爱的儿子”。希望他继承自己的事业,认为“当我所建立的王国被孤立的时候,惟有荣格一个人应该继承它的全部事业”。1911年,弗洛伊德不顾其他人的反对,推荐荣格担任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一任主席。而荣格也非常尊敬弗洛伊德。

  但是,两人的亲密关系毕竟不能掩盖他们之间真实存在的思想上的分歧。这首先并且也集中地在性理论方面暴露出来。事实上荣格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把力比多看成是一种创造性的、指向未来并不可破坏的生命力,可以被导向不同的方向,性不是它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形态。

  开始,荣格只是在和弗洛伊德的通信与私下交谈中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到1912年,他发表了《力比多的象征》一文,同年夏天,他又去美国讲学,在那里,他终于公开了他与弗洛伊德之间的分歧。1913年10月,荣格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年鉴》主编职务;1914年又辞去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职务,然后又退出了学会。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友谊、合作和往来至此结束,但是荣格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弗洛伊德真诚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