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塔尔舰上的航行

达尔文

 我从北威尔士的短期地质考察旅行后回到家中时,见到了亨斯罗的来信,他告诉我:舰长费支罗伊乐意让出自己房间的一部分给任何一位青年,只要他志愿担任贝格尔舰航行期间的自然科学家。我以为,在我的《旅行日记》手稿本中,已经详细记述了当时所经历的一切情形;在这里只来谈谈,那时我立刻想去接受亨斯罗的建议,但是父亲却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不过他还附带说一句:“要是你能够找到任何一位有识见的人,他劝告你去,那么我也将允许你去。”这句话,后来竟给了我好运气。因此,在当天晚上,我给亨斯罗复信,辞谢了他的建议。次日早晨,我就到美尔堂去,准备在9月1日去打猎。正在那天打猎的时候,舅父派人来召唤我,他建议要同我一起坐马车赶回希鲁兹伯里去同父亲商谈,因为舅父认为,我要接受建议去航行这件事是明智的行为。父亲时常肯定说,舅父是世界上有识见的人士之一,因此,他立刻就极其和蔼地同意我去航海了。我以前在剑桥大学时,挥霍金钱较多,因此就安慰父亲说:“上了贝格尔舰以后,我在花钱方面,一定要拿出神奇的本领来,决不超过您允许给我的定额。”可是,父亲却带着笑容,反驳说:“可是他们大家都对我说过,你花钱的本领却很大哩!” 
  第二天,我离家前往剑桥,去见亨斯罗,此后又到伦敦去见费支罗伊;一切事情就很快办妥了。后来,我同费支罗伊相交十分亲密,那时他才告诉我,由于我的鼻型特殊,真是险乎遭到了他的拒绝!他是拉伐特尔的狂热信徒,因此他相信,根据一个人的面容相貌,就可以判断出他的性格。他怀疑一个具有像我这种鼻子的人,未必能够有充分的精力和决心去航海。可是我想,他后来就很满意地相信,我的鼻子证实了他的认识错误。 
  费支罗伊的性格是奇特的;他具有很多非常高贵的特征;他忠实于自己的职务,待人很宽大、勇敢,有决断和不屈不挠的毅力,而且是一个对待他所有下属的人都很热情的朋友。他愿意忍受种种困难,去帮助他认为值得帮助的人。他是一个美貌的男子,显著地很像一位具有高度礼貌的绅士;一位驻在里约热内卢的英国公使曾经对我说,他的待人态度很像是他的舅父,就是著名的卡斯尔利勋爵。可是,他外表上却一定是遗传到查理士二世的许多特征,因为华里奇医生曾经给我看过他所收集的照片集,其中有一张照片很像费支罗伊,方才看出是查·伊·沙比斯基·斯图阿特,即阿尔伯尼伯爵,也就是这位英王查理士二世的非婚生的后裔。 
  费支罗伊的性情真是最不幸的。这不仅是表明在容易发怒方面,而且也表明在长期对于那些曾经使他发怒的人继续不断发脾气方面。他的性情通常在清早时候最坏;他凭着自己像老鹰般敏锐的双眼,总是能够在军舰上发觉到一些错失的地方,于是就大声申斥一番。当那些下级军官在中午前彼此交班时,他们就时常询问道:“今天早晨究竟喝到了多少杯咖啡呀?”这句话的意义是暗示说:“舰长的脾气究竟怎样呀?”除此以外,费支罗伊还带有一些怀疑态度,偶尔也会显得十分垂头丧气;有一次,简直是近于发狂了。他对我好像时常失去确切的判断和常识。他待我非常亲切,但是也很难同我亲密相近;这种亲密关系,从我们在同一房舱内共坐同食的情形看来,是必然会随着发生的。我们两人曾经争吵过几次,因为他在不高兴时,就会蛮横无理。例如,在这次环球航行初期,在巴西的巴伊亚时,他曾经为我所痛恨的奴隶制度辩护,把它赞美了一番,并且对我说:他刚才去访问过一个奴隶主,那个奴隶主当时把他家中的很多奴隶召唤来,询问他们生活得是否快乐,他们是否愿意恢复自由;而他们大家齐口同声回答说:“不愿意恢复自由。”我听了这句话以后,就带着一种大概是讥讽的口吻反问费支罗伊道:他有没有想到,可以用什么来保证奴隶们在他们的主人面前所作的回答是正确的呢?这个问题,就使他顿时怒气冲天,因此他就声明说,因为我怀疑了他的话,所以我们两人再也不能够相处在一起了。我以为,这一次我一定要被迫离开贝格尔舰了;可是,这个消息却立刻到处传布开来了,因为舰长把海军上尉召去,用咒骂我的办法来消除自己的忿怒;而我则因为接受下级军官的邀请,去同他们在一起吃饭,所以反而感到十分心满意足。可是,在过了几小时以后,费支罗伊又表现出自己通常的宽宏大量态度,派了一位军官来代他向我道歉。并且要求我仍旧继续同他一起生活下去。我还记得一个表明他态度诚实的事例。在普利茅斯,在我们开船离港以前,有一个陶瓷器商人,拒绝航长调换几件上次向他店中购来的商品,因此舰长就对他怒气大发。此后,舰长就向那个商人询问店中一套贵重的瓷器的价钱,并且接着说:“要是你没有刚才这种不肯通融调换的话,我就会购买你这套瓷器了。”因为我知道,在自己的船舱中已经装满了陶瓷器皿,所以我就怀疑他未必真心要购买这套瓷器;当时我一定是在自己脸上显露出怀疑的神色,因为我没有帮衬他说一句话。在我们离开了这家陶瓷店以后,费支罗伊就瞅着我说道:“您难道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吗?”于是我就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有了这种想法。他就沉默了几分钟,接着又说道:“您的想法是对的,而我在对这个混蛋东西发怒时,就干出了这种错误举动来。” 
  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城,可怜的费支罗伊悲伤地干着辛劳过度的工作,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他痛心地向我诉苦说,他一定要派遣一大队人去对付当地的居民。我就劝告他说,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的本份来说,是不必这样去干的。他接着就狂怒起来,宣布说,我是一种只知受思不知报答的人。我听了不发一言,站起身来,马上就离开了军舰,回到康塞普西翁去,当时我借宿在城中。过了几天以后,我再回到贝格尔舰上去,又受到了舰长从前一样热诚的接待。虽然这样,可是海军上尉却对我说道:“您这个哲学家,真是可恶透了!我希望您不要再同船老大吵架了!上次在您离开军舰那天,我真是给他搞得累死了(这艘军舰正在修理中);可是,舰长却拖住了我,在甲板上一同来回散步,直到半夜,而且还接连不断地把您咒骂个不停哩!” 
  这种同一艘军舰的舰长难以和睦共处的情形,由于大家是对抗性地对待他,差不多把他看做是一个叛乱分子,好像是一个人在对付着任何其他的人一样,还由于那种在军舰上使他时常要经受的忍耐本领,至少是在我参加航行的期间内要有这种忍耐本领,因而更显著地恶化起来了。我记得,有一位军官告诉我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例:曾经有一个在阿德文丘舰上的军需官,贝格尔舰第一次出航时,就是跟随阿德文丘舰同行的。有一天,他奉舰长之命,到里约热内卢的一家店铺中去,向店主购买糖酒,那时忽然走进来一个穿普通人服装的小绅士。军需官就对他说:“喂!先生,请您费神代劳,尝尝这种糖酒,告诉我它的滋味怎样?”这位绅士遵从他的请求,尝了糖酒,于是很快就离开这家店铺。那时店主便问这个军需官道:“您知道吗?您请求尝酒味的那位刚才出店门到港口去的人,就是主力舰上的舰长吗?”这个可怜的军需官一听到这句话,就骇得魂不附体,呆若木鸡,他手里握着的一杯糖酒也砰然掉落在地上了;他马上跑回自己的舰上去。曾经在阿德文丘舰上的一个军官向我肯定说,从此以后,无论怎样去劝说这个军需官,他再也不敢离舰上岸去了,因为他由于那次狎昵举动而被骇坏了,一直就害怕再见到舰长。 
  在回国以后,我只不过偶尔去会见费支罗伊,因为我恐怕会在无意之中得罪了他,使他激怒;此后有一次就发生过这种情形,以致几乎不能够相互谅解。后来因为我发表了一本像《物种起源》的非正教的书,所以他对我愤恨不满(因为他已经成为十分虔诚的教徒)。他在晚年时,显然完全是神经失常了:这显然是由于他慷慨好施的本性而发生的。无论如何,在他去世以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找出了他偿付债款的收据。他晚年的生活是悲惨的——他用自杀来结束了一生,恰好也同他的舅父卡斯尔利勋爵的归宿一样;他们两人的作风和外貌,真是多么的相似。 
  在很多方面,费支罗伊的性格是最高尚的;他是我很少见到的人物,但是那些严重的缺点,却把他的性格搞坏了。 
  (参加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决定了我此后全部事业的道路;可是,这却取决于舅父的建议,要我乘车赶回到30英里外的希鲁兹伯里去,这样微小的情况;而且也取决于我的鼻型这类琐小事情哩。像这样肯干的舅父,是稀有的。我始终认为,应该把我初次受到的真正的思想训练,即教育,归功于这次环球航行。当时我接受任命,必须去仔细研究自然史的几门学科,因而改进了我的观察能力,不过在航行以前,我的观察能力已经有相当好的发展了。 
  我对于自己旅行所到的各地的地质考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这方面要发挥所有的推断能力。起初在考察一个新地区时,只见到杂乱无章的一大堆岩石,比任何其他情形都难以处理,以致大感绝望。可是,如果把很多地点的岩石的层理和性质以及其中的化石记录下来,经常对这些记录进行思考,并且努力推测其他各处将会发现的情形,那么很快就会搞清楚这个地区的杂乱情况,因而也就多少可以理解到它整个的地质构造了。那时我随身携带了赖尔所著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经常仔细地研读它;我在很多方面,从这本书中获得了极大的益处。我开头考察的第一个地区,就是佛得角群岛中的圣地亚哥岛;它使我清楚地看出,赖尔所举出的地质研究方法,有惊人的优点;在我当时带去的或后来阅读到的所有其他地质学书籍中,其著者所提出的方法都不能及到他。 
  我的另一项工作,就是采集所有各类动物,对很多海生动物作简略的记述和初步解剖。可是,因为我没有绘图本领,也没有相当的解剖知识,所以我在航行期内所记写的一大堆原稿,都已经证明是无用的。因此,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只有在甲壳纲方面获得了一些知识,总算没有白费,因为后来我在著写蔓足类动物专集时,这方面的知识就对我有用处了。 
  我时常在每天某一时间内,记写自己的《旅行日记》,把我当时所见所闻都仔细而且生动地描写出来;在这方面耗费了很多的精力;这是一种有益的训练。我把自己这本日记充当家信的一部分,在遇到适当的机会时就把它分批寄回英国去。 
  可是,上述的各种专门的研究工作,在同我当时养成的一种习惯相比时,就显得不重要了;这种习惯就是:勤奋的劳动和对自己所研究的任何事物的专心注意。凡是我思考过的或阅读到的一切,都同我已经看到的或者有可能看到的事物有直接的关系;这种运用脑力的工作方法的习惯,在整个5年的环球旅行期内一直继续着。我确信,正因为有了这种习惯,才使我能够在科学方面作出自己的一切成绩来。 
  现在我在回顾往事时可以看出,我对科学的爱好怎样会逐步增强起来,而超过了对其他一切的兴趣。在环球旅行最初两年内,我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打猎嗜好,几乎是竭尽全力地去干着;为了要采集标本,我亲自去猎取一切鸟兽;但是此后,我就越来越经常地把猎枪交给自己的仆人,最后终于完全由他一人去猎取鸟兽了,因为狩猎工作会打扰我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妨碍了我对某一地区的地质构造的勘察研究。我曾经发现,不过是无意识地和不知不觉地发现:观察和推断工作的乐趣,确实是远胜于任何的手艺和打猎工作的乐趣。在我身上,野蛮人的原始的本能,逐渐给文明人的后天习得的爱好所替代了。在这次环球旅行期内,我的思想,由于受到自己这些工作的影响而发展起来了;这种情况,大概可以用我父亲所讲的一句话来表达;父亲是我生平所见到过的最敏锐的观察家;他的性情,有怀疑主义的倾向,而且完全不同于颅相学的信徒;当我在完成环球旅行后回家时,他一见到我,就转身向着我的姐妹们,并且高声呼道:“啊!原来他的头型完全变样了!” 
  现在回头再来谈谈环球旅行方面。9月11日(1831年),我随同费支罗伊出发到普利茅斯去,短期探望贝格尔舰。后来又回到希鲁兹伯里,同父亲和姐妹们正式作长期的告别。10月24日,我到普利茅斯旅居,一直逗留到12月27日那天:贝格尔舰终于离开英格兰海岸而开始环球航行了。在这以前,我们曾经试航过两次,但是每次都给强烈的暴风驱回港内。在普利茅斯逗留的这两个月内,我虽然用种种方法来克制自己,仍旧感到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当时我一想到要这样长期远离所有自己家中亲戚和朋友时,就显得没精打采;而且当地的天气,又使我觉得好像是阴霾重重,难以言表。除此以外,我还受到心悸和心痛的折磨,真好像很多无知的青年,尤其是像一个医学知识肤浅的人那样,就自信息上了心脏病。我没有去就医求诊,因为恐怕医生一定会对我下判断说,我不适宜去航行;可是,我却坚定不移,甘冒一切危险,决心要去航行。 
  在这里,不必再来谈到这次环球旅行时所经历的事件,就是我们到了哪些地方,干了哪些工作,因为在我那本已出版的《考察日记》一书中,已经作了十分详细的叙述。直到现在,热带地区的植物界的壮丽景象,依旧比任何事物更加栩栩如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可是,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浩浩无边的大荒漠,还有火地岛的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当时却使我心头激起了宏伟的景象,因而也始终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地未开化土人的赤身裸体的形象,也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我曾经骑马或者乘坐小船,穿过荒无人烟的偏僻地区,作了多次的考察旅行;其中有几次,历时达几星期之久;这些旅行是很有趣的;当时行路艰难,有相当的危险,但是我却不因此感到胆怯,以致中途折回,而且后来就习以为常,根本不顾这一切了。我异常满意地回想到自己的几项科研工作,例如我解决了珊瑚岛的形成问题,阐明了一些岛屿(例如,圣海伦娜岛)的地质构造。还必须指出,我发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几个岛上的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奇异关系,还发现了这个群岛和南美洲大陆上的生物之间的奇异关系。 
  在谈到我自己方面时,据我所能作的判断,在环球旅行期内,我由于对研究工作感到异常高兴,殷切希望要把自己所发现的一些事实,增添到自然科学的伟大的知识宝库中去,所以总是竭尽全力地不断工作着。可是,我还有一种雄心壮志,很想在科学家中间取得相当的地位:我这种雄心壮志,究竟比我的大多数研究科学的朋友,是大些还是小些呢?在此不再来作出断定了。 
  圣地亚哥岛的地质情况,使人很感惊奇,但也是简单的,就是:从前有一股熔岩流,覆盖着那里的海底,把海底表面的近代贝壳和珊瑚碎屑层烧结成一种坚硬的白色岩层。此后,由于地壳变动,整个岛就上升到海面上来了。可是,这一道白色的岩层,却给我看出了一个重要的新事实,就是:这些曾经活动过的和喷发过熔岩的火山口,其周围的地面后来又沉降到过海面下。那时候,我初次发生了一种想法,也许我可以把自己考察过的各地区的地质情况写成一本书;这个想法当时竟使我高兴得全身发抖起来。这真是我一生难忘的时刻啊!我能够多么清晰地回想到:当时我正坐在这个岛的低矮的熔岩峭壁下面的海滩上休息着,炎热而眩目的阳光照射在我身上;附近生长着几种奇异的荒漠植物;而在我的脚边,还有活的珊瑚体;它们生长在退潮后留下的水潭内。在环球旅行的后期,费支罗伊请我念几段我自己的《旅行日记》;他听了就宣告说,这是有出版价值的;因此,我又有了出版第二本书的希望啦! 
  在我们的航行将要结束时,我在阿森松岛上收到了家信;姐妹们在信中告诉我:塞治威克已经访问过我的父亲,他对父亲说,我将列名在卓越的科学家中间。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怎样会打听到我的任何工作成绩,但是我听说(我以为是在以后的来信中知道),亨斯罗在剑桥大学哲学会上,把我写给他的几封信宣读过,并且把它们刊印出来,作为私人散发品。我已经把自己发掘到的化石哺乳类动物骨骼托运给亨斯罗;这些采集品也引起了古生物学家们重大的注意。我在阅读了这封信以后,就用跳跃的步调,攀登到阿森松岛的山顶上去,举起自己的地质锤,用尽全力,去敲击火成岩的岩壁,砰砰砰!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的雄心壮志有多么的大;可是,我认为,我可以真心实意地说,后来我虽然十分重视我的朋友赖尔和霍克等的赞扬,但是对一般大众的意见却不关心。我并不是想说,我著的几本书获得了好评或者是销数很大,这还没有使我感到满意。但这种满意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因此我确信,我决不应该为了争取名誉而越出自己应该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