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尊严

费曼

 费曼(1918——),美国物理学家。生于纽约。1939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194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参与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工作。1945年至1951年在康奈尔大学任教。1951年起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他提出的费曼图、费曼规则和重正化的计算方法,是研究量子电动力学和粒子物理学不可缺少的工具。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与人同获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量子电动力学》、《费曼物理学讲义》等。

  我相信,如果不是教书,我不会真正成功。因为,这样,我在做某种事情,而又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至少我存在着;至少我做了些事情;我已经做了某些贡献。”——这仅是心理上的。
  40年代,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有幸能够看到这个高级研究所中那些聪慧卓绝的人做了些什么,由于他们具有惊人的才智,就被特别选拔进来,荣获跻身于这座高尚的木质板房的机会。不教课,也不负任何责任。这些可怜的家伙现在可以坐下并自己思考一切了,是吗?但事实上,他们不可能用一段时间就产生一个新思想:他们似乎有各种机会去做某些事情,但是不可能经常产生新思想。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自疚和压抑会折磨你,使你开始为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新意而焦急。你感到什么事情也没做,什么也想不出来。
  由于没有足够实在的推动力和紧迫感,事情就会很平淡:不和搞实验的人接触,不必考虑如何回答学生的问题,什么也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都存在着进展顺利,出现好的思想苗头的阶段,这时教书就是一个妨碍,并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生厌的累赘了。然后又是一个思维贫乏的较长时期。如果你没有教书,什么也没干,会使你神经质的!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课。”
  如果你正在教一门课,你可以思考你已很清楚的一些基本东西。这些东西是有趣的,令人愉快的。重新接触它们不会有任何坏处。有更好的方法去描述它们吗?是否存在与之相联系的新问题?你可以给它们以什么新观念吗?基本东西考虑起来要容易些:即使没有新的看法也无妨,你以前所掌握的知识,对于上课已足够了。如果你想到了某些新意,那就会非常高兴。
  学生的问题常常是新的研究课题的源泉。他们常常会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可以说是我不时考虑过,而后暂时放弃了的。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个问题,看看我现在是否有所进展,对我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学生也许不能理解我想回答的内容,或者我所要考虑的更精确的东西,但是他们提出的与之有关的某个问题启发了我。而仅靠自己是不容易得到这种启示的。
  所以我发现教课和接触学生使人生命不息,而我绝不接受别人为我安排的不教书的好位置。绝不。
  有一次朋友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位置。
  战争期间,当我仍然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汉斯·贝特给我在康奈尔弄到了工作,年薪3200美元。从其他的地方我可以得到更高一些的报酬,但是我喜欢贝特,就决定去康奈尔,而不在乎钱。但贝特总是照应我,当他知道其他地方给更多钱的时候,我还未到任他就让康奈尔将我的年薪增加到4000美元。
  康奈尔方面通知我,我要教一门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课程,并让我11月6日到校。期限定在年尾,听起来有点滑稽。我从洛斯·阿拉莫斯乘火车到伊萨卡,路上花了不少时间为曼哈顿计划写最后的报告。我还记得,在从布法罗到伊萨卡夜间行车的那段旅途上我开始备课。
  你必须了解洛斯·阿拉莫斯的紧迫感。要尽可能快地做每件事;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每件事情都得在最后一分钟完成。所以第一次讲课前的一两天,在火车上备课,对我似乎是很自然的。
  对于我来说,“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是一门理想的教授课程。这正是我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把数学应用到物理。我知道哪些方法是真正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在利用数学技巧努力地工作了4年中我已积累了许多经验。所以我在课中安排了不同的题目,以及如何处理它们,而且我还有教案——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在伊萨卡下了火车,像平常一样,我肩上扛着一个很重的箱子。一个小伙子喊道:“先生,要出租汽车吗?”
  我从没想过乘出租汽车:我总还是一个年轻人,缺钱。这些事总想自己作。但一转念又思忖:“我是一个教授——应该是尊严的。”所以我从肩上放下箱子,把它拿在手上,并且说:“是的。”
  “去哪里?”
  “旅馆。”
  “哪个旅馆”?
  “在伊萨卡你可以找到的一个旅馆。”
  “您已预定了吗?”
  “没有。”
  “弄到一个房间是不容易的。”
  “我们就一个一个旅馆去问。你停下等着我。”
  我们找到了伊萨卡旅馆:没有房间。又去到旅行者宾馆:他们也没有房间。我对司机说:“不要用车随着我在城里转了,那得花好多钱。我自己一个一个去找好了。”于是我把箱子放在旅行者宾馆,就开始到处转,寻找一间房。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新教授,我有了多少准备。
  我发现另外一个人为寻找房子也在周围转。这就表明了旅馆根本不可能有空房间。过了一会儿,我们信步走上一个小山,并且逐渐地知道了我们正走在校园附近。
  我们看到了一幢宿舍似的建筑,由一扇打开的窗子可以看到里面有双层床。那时已是晚上了,我们想问问是否可以睡在那里,门是开着的。但没有一个人,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那个小伙子说:“过来,我们就睡在这儿吧!”
  我认为那样不太好,看来不是很光明正大。别人已铺好床,完全可能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那就麻烦了。
  因此我们出去了。又走了一会,在一盏路灯下,看见从草坪上收集起来的一堆树叶——当时是秋天。我说:“嘿!我们可以躺在树叶上,就睡在这儿!”我试了一下,树叶相当软,我来回走得太累了,要是这堆树叶不正好是在路灯下,那就十全十美了。但是我不想再自找麻烦。回想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人们曾因我敲鼓和其他事取笑我,这回他们又该说了,瞧瞧康奈尔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授。他们认为,由于我做的某些蠢事,已经名声在外了,所以我得放尊严一些,这才勉强地打消了睡在树叶堆里的念头。
  我们在周围转悠了一会儿,来到一座大楼前,这是校园内一个很大的建筑物。我们进去了,门厅里有两个长靠椅。那小伙子说,“我就睡在这里!”于是蜷缩进入长靠椅上。
  我不想引起麻烦,在楼底层我见到一个看门人,问他我能否睡在长靠椅上,他说:“可以。”
  第二天早晨醒来,找到一个吃早饭的地方,然后开始尽可能快地四处查找我的第一节课在什么时候开。我跑到物理系:“我的第一节课是什么时间?我错过了吗?”
  那里的人说:“你一点也不用着急。8天内课程不会开始。”
  这使我大为震惊:“嗯,您为什么告诉我提前一星期到这里?”
  “我想在上课以前,你会乐意认识一下周围环境,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我回到了文明世界,但却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吉布斯教授把我送到学生俱乐部,以便找一个地方住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场所,有许多学生在里面转来转去。我走到安排住宿的大办公桌前,说:“我是新来的,要找一间房。”
  那小伙子说:“朋友,伊萨卡的房子是非常紧张的。事实上,居然达到了这种地步,不论您相不相信,昨天晚上一个教授不得不睡在这个门廊的长靠椅上。”
  我看看周围,果然就是那个门厅!我转向他说:“嗯,我就是那个教授,这个教授并不想再这样来一次。”
  作为一个新教授,在康奈尔的头些日子很有意思。而有时是可笑的。我到那儿几天以后,吉布斯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并对我解释,在学期末我们本来不接受学生,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当申请者是非常、非常好时,我们也可以破例。他递给我一张申请表,请我审阅。
  他问我:“嗯,您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他是第一流的,我们应当接受他。我认为我们很幸运能让他来这儿。”
  “是的,但是您看了他的照片吗?”
  “看不看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大声地说。
  “绝对不会,先生!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们想看看,来了个什么样的人做我们的新教授。”吉布斯喜欢我不假思考就立即回答他,而没有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我说什么最好小心一些。”我还没像那样思考的速度;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直截了当,而我说的就是进入我脑子的第一个反应。
  然后另一个人进到我的办公室。他想和我谈论哲学。当时他说了些什么我印象不深,但记得他要我参加某种类型的教授俱乐部。那个俱乐部是反犹太人的组织,他们认为纳粹并不是那么坏。他努力向我说明有许许多多犹太人如何做出这样那样的蠢事。所以我一直等他都说完了,才对他说:“您知道,您犯了一个大错误;我是生长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他出去了,这使我开始对康奈尔大学的某些教授在人格和其他方面失去了尊敬。
  在我妻子死后,我得重新开始生活,于是需要与一些姑娘接触。那时盛行社交舞会,康奈尔也经常举行舞会,让人们彼此交往,特别给新生或其他回校的人以很大方便。
  我记得参加第一次舞会的情景。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三四年我都没有跳过舞,甚至没有社交。所以我参加这次舞会,要尽可能地跳好,我想那是相当成功的。你可能常会说起,某人什么时候和你跳舞,以及他们觉得十分满意。
  跳舞时,我和一个姑娘谈了一会;她问一些关于我的情况,我也问了关于她的某些问题。但是当我再想和那个姑娘跳舞时,找到了她:
  “您是否还愿意跳一次舞?”
  “不,对不起,我需要换换空气。”或者,“嗯,我得去洗手间。”——就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拒绝了,而且同一排的两三个姑娘都如此。怎么回事?是不是我跳得很糟?我的人品不好吗?
  我又和一个姑娘跳舞,她也提出了通常的问题:“你是学生,还是研究生?”(这里许多学生由于曾经在军队里呆过,显得比较老。)
  “不,我是一个教授。”
  “啊?什么教授?”
  “理论物理。”
  “我想,您莫非还研究过原子弹。”
  “是的,战争期间我在洛斯·阿拉莫斯。”
  她说:“您是一个该死的骗子。”——然后走开了。
  这件事大大地解救了我,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对每个姑娘所说的都是未经思考的,愚蠢的实话,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非常清楚,正是当我样样都做得很好,很自然,也很有礼貌,并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姑娘们却一个一个地避开了我。似乎每件事开头都是令人高兴的,而后,突然受挫——行不通了,幸亏这个女孩子称我是一个“该死的骗子”,才使我恍然大悟。
  所以从那以后我试着回避所有的问题,这却有了相反的效果:“你是新生吗?”
  “嗯,不。”
  “您是个研究生?”
  “不。”
  “您是干什么的?”
  “我不想说。”
  “为什么您不告诉我,您是干什么的?”
  “我不愿意……”——她们却继续和我谈话!
  有两个姑娘到我房里来聊天,谈话结束时其中的一个对我说,不应当由于是一个新生而感到不安;有很多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刚刚步入学院学习,这的确没关系。她们是二年级的学生,两个人都相当和蔼可亲。她们努力地做我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不愿意被她们如此地误解,所以让她们知道了我是一个教授。她们很不安。还以为我欺骗了她们。作为一个康奈尔的年轻教授,我碰到了很多诸如此类的麻烦。
  不管怎样,我开始教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这门课,我还考虑教一些其他课程——可能的话,教电磁学。也打算做点研究工作。在战前,我攻读学位的时候,就有了一些想法:我曾发明了一种用路径积分做量子力学的新方法,还积累了许多要进行研究的资料。
  在康奈尔,我除了备课,还常到图书馆去,在那儿读《天方夜谭》,并向我身边的姑娘们送秋波。但是当到了要做一些研究工作的时候,却不能全神贯注。感到累,也没兴趣;我不能做研究!我觉得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年。也许并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但似乎是持续了很久。那时我简直不能开始搞任何课题:记得关于伽玛射线的某个问题我写了一两句,却没有任何进展。我相信这是由于战争以及其他一些事情(我的妻子的死)几乎耗尽了我的精力。
  现在我才对那种状况有了较好的理解。首先,一个年轻人还体会不到准备好一门课程得花多少时间,特别是第一次——备课,出考试题,检查他们理解的程度。当时,我的课讲得很好,把许多思想都安排进了每节课中。但是我没体会到那也是大量的工作。还以为耗尽精力是读《天方夜谭》和心情郁闷所致。
  在这期间,我从一些大学和工业部门等不同的地方得到邀请,答应给我高于目前薪金的报酬。而每当得到像那样的邀请时,就更郁闷。我会对自己说:“瞧,他们要给我这么丰厚的报酬,但是他们不了解我已是江郎才尽。我不应该接受它们。他们期望我完成某件工作,而我却什么也作不成!我现在没有创见……”
  最后从高级研究所邮来了一封邀请信:爱因斯坦……、冯纽曼……、韦尔……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给我写信,邀请我去那里作教授。他们知道我对研究所的感受:它太理论化了,没有真正的活力和挑战。所以他们写道:“我们尊重您在实验和教学方面的相当浓厚的兴趣。所以安排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教授位置:如果您愿意,一半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作教授,一半时间在研究所。”
  高级研究所!特别例外的优待!甚至于比爱因斯坦的位置还好!这是理想的、完美的,却是荒唐的!
  真是荒唐!以前的一些任职已使我觉得糟糕到顶。他们希望我完成某件工作。但是这一次的提议是如此可笑,竟到了我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如此出格的荒谬。那些人确实犯了错误;多愚蠢的事情!当我刮胡子时,想到这件事,就笑了起来。
  然后我自己想:“你知道,他们把你想得如此神气,实现它是不可能的,你没有责任去实现它。”
  这是一个高明的见解:“你没有责任去实现别人认为你应当完成的事情,我不能按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去做。”
  高级研究所将我想象得那样好,这不是我的过错;那是不可能的事。它明显的是一个错误——那时候我以为他们完全可能弄错,而且所有其他部门也一样,包括我自己的学校在内。我就是我,他们指望我很好,为此他们提供我一些钱,这是他们不走运。
  正在那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事。康奈尔实验室主任博布·威尔逊可能是无意中听到了这件事,或者他刚刚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就打电话叫我上他那儿去。他以一种严肃的声调对我说:“费曼,您的书教得很好,您正在从事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可能获得的任何期望都是靠运气。每聘请一个教授,我们都得冒极大的风险。如果他教得好,那就行。要是教得不好,就太糟糕了。但是您不应当为您已经做了的或者还没做的事担心。”他说这些话比那些做法好得多,而且解除了我的负疚感。
  后来,我又有一个想法:现在物理学使我有点厌烦,过去我一直喜欢物理。我为什么喜欢物理?我习惯于从事物理,我习惯于做我愿意做的事情——不必管它在核物理的发展中是否重要,而只考虑我对它是否有兴趣,是否会让我高兴。上高中时,看到从一个狭小的水龙头中流出的水,我就想是否可以描述出那条曲线。尔后发现这是相当容易的,我无须去做它,对于科学的未来,它并不重要,别人已做过了。但这无关紧要:毕竟,我发现了某些东西,我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于是,我有了这个新的看法。现在我正是精疲力尽,绝不能完成任何事情,不过,我已经在大学里得到了我所喜欢的教课的好位置,正像乐于去读《天方夜谭》一样,我准备在我愿意的时候去做物理,而不必为什么重要性而担心。
  有一个星期,我在食堂旁边看见一个傻小子把一个盘子抛到空中。当盘子在空中上升时,它震荡起来,而我注意到盘上的康奈尔校徽也在转来转去。我注意到,徽章明显地转动得比震荡快。
  我穷极无聊,所以开始计算旋转盘子的运动。我发现当角度很小时,徽章的转动是震动速度的两倍——二比一。这产生出一个复杂的方程!然后我想,“根据力或动力学,是否可能用一种更基本的方法找到某种思路,弄清为什么它是二比一?”
  我不记得我如何做这件事,但是最后我解出了带质量的粒子的运动,以及所有加速度如何平衡以使它得出二比一。
  我还记得去汉斯·贝特那儿,对他说:“嘿,汉斯!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盘子这样转,二比一的原因是……”我给他讲那些加速度。他说:“费曼,那是相当有趣的,但是它很重要吗?您为什么研究它呢?”
  “哼!”我说,“一点也不重要。我做它恰恰是好玩。”他的反应并没使我气馁;我坚定了自己喜欢物理并做我想做的事情的想法。
  我继续算振动方程。然后考虑在相对论中电子如何开始进入轨道运动。接着有电动力学中的狄拉克方程。而后是量子电动力学。在我了解它以前(这是很短的时间)我是在“玩”——实际上是工作——在同我如此喜爱的类似的老问题打交道,在洛斯·阿拉莫斯时,我停止了对这类问题的工作:我的论文式的题目、所有这些发人深省的、很美妙的现象。
  实际上,这些事情很容易,毫不费力。这就像拔出一个瓶塞:里面的东西都不费力地流出来了。我几乎试图阻止它!然而,做什么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最后有什么。我获得诺贝尔奖金的那些图形和全部理论也得益于晃动的盘子之类不起眼的小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