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奥秘的破译者们

沃森

 詹姆斯·杜威·沃森(1928——),美国遗传学家。生于芝加哥。196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56年到哈佛大学任教,1961年成为教授。主要研究分子生物学。与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共同阐明DNA分子双螺旋形结构,设计出结构模型,回答了遗传物质自行复制问题。提出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被认为是20世纪生物学最重要的发展。二人同莫里斯共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著有《基因分子生物学》等。 

  我从来没有看见克里克表现过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别人面前他或许是那样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理由这样去评价他。这同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现在,人们经常谈论他,谈论时往往颇带敬意,总有一天他会被公认为属于像卢瑟福或波尔一类的人物。但在1951年秋并非如此,当时我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参加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小组工作。那时,他35岁,还完全默默无闻。虽然最接近他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他思考问题敏锐、深刻,并常常向他人请教,但一般地说,他不太被别人赏识,并且许多人觉得他太夸夸其谈了。 
  佩鲁兹是克里克所在单位的领导人。他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化学家,1936年来到英国。他从事结晶血红蛋白质X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那时刚刚开始有点苗头。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喇格爵士极力帮助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是晶体学奠基人之一,布喇格几乎花了40年的时间一直在观察着X射线衍射法,解决了越来越困难的结构问题。一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愈复杂,布喇格就愈是高兴。因而在战后几年里,他对解决所有分子中最复杂的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可能性简直入了迷。在行政工作允许的情况下,他经常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同他讨论新近积累的X射线资料。然后,他就回家,想想能否对这些资料作点解释。 
  克里克既不像布喇格那样的理论家,也不像佩鲁兹那样的实验家。他介于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的是埋头考虑解决蛋白质结构的理论。他经常会有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把它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过了一两天他经常会意识到他的理论站不住脚,于是又回到实验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又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有许多戏剧性事件伴随着他的新想法应运而生。它们使实验室的气氛大大活跃起来。实验室里有些实验常常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这种活跃气氛部分地是由于克里克嗓音的音量所引起的。他比其他任何人的嗓门都高,说话又快。听到他的笑声,就知道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哪个地方。特别是当我们有闲细听他的谈话,并坦率地对他说,他那不着边际的话使我们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享受过他谈笑风生所引起的愉快。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克里克的谈笑经常打扰布喇格爵士。他的嗓门之大常常使布喇格躲到一个更为安静的房间去。布喇格难得到卡文迪什茶室去,因为那意味着要容忍茶室中克里克震耳欲聋的谈笑声。布喇格即使不去茶室,也是不得安宁的。他的办公室外的走廊有两次被克里克工作的实验室不断漫出的水淹没。克里克被自己的理论吸引着,竟忘了把抽水机龙头上的橡皮管缚紧。 
  我到达那里时,克里克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晶体学的范围。任何重要的事物都能吸引他。他也常常到其他实验室去,为的是看看完成了哪些新的实验。对于这点他毫不隐瞒,尽管一般说来他是彬彬有礼的,对于那些并不理解他们眼下正在做的实验的真正意义的同事们,他也是很体谅的。他几乎可以立刻设计出一连串能够证实他的解释的新的实验来。而且他往往最终会忍不住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他聪明的新想法将会怎样推动科学的进步。 
  结果引起了对克里克一种心照不宣的真正恐惧,尤其是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同辈人中间。他掌握别人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们吸一口凉气,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成功,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在体贴细微、温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的智力迟钝。 
  尽管在凯厄斯学院,他有每周吃一顿饭的权利,但他并不在任何学院任研究员。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高兴这样做。很清楚,因为他不想被那些尚未毕业的学生不必要的光顾加重他的负担。另外,他的笑声也是一个原因,假使对这种轰鸣的笑声每周不止听一次的话,许多学监肯定要反对的。我确信,这一点偶尔也使克里克感到烦恼,尽管他也清楚地知道“高桌吃饭的生活”都被一些学究式的中年人所把持,而这些人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也不会使他受到任何启发。历史悠久的国王学院,不受古板的传统所羁绊,吸收了他,对他或这所学院来说,都相得益彰。有些朋友知道他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午餐伙伴。尽管他们小心翼翼,仍然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酒多失言会惹得克里克大发雷霆。 
  他和奥迪尔住在“碧斋”,一个面积不大、房租便宜的套间。这幢房屋已有几百年历史了。从这幢房子过桥街就是圣·约翰学院。这个套间只能算两个房间,一间起居室,另一间卧室。厨房间很小,洗澡盆在里面显得特大,最惹人注目。房子虽小,但由于奥迪尔的精心布置,看起来使人有一种心情愉快的感觉。住在这里,我第一次体验到英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生气。可是,就在离此几百米远的地方,坐落在基督草坪上的那幢维多利亚式的房间里,在我居住其中的最初的日子里,这种生活的气氛是一点也没有的。 
  那时克里克与奥迪尔结婚已经3年了。克里克的第一次婚姻日子不长,有过一个男孩,叫米切尔,由克里克的母亲和姑妈照应。在奥迪尔来到剑桥之前,他曾过了几年单身生活。奥迪尔比他小5岁。她的到来,使克里克更加厌恶中产阶级那种以划船和打网球来寻欢作乐的墨守成规生活,这种生活尤其不适合喜欢健谈的人。克里克既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宗教。他认为宗教是前辈人的过错,没有理由相传下去。但是,他们是否真的不问政治我有点怀疑。或许是战争原因吧,他们希望忘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不幸。无论如何,早餐时,他们从来不看《泰晤士报》,而看《时髦杂志》,这是他们订阅的唯一杂志,也是克里克能长篇大论地谈论它的内容。 
  那时,我常到“碧斋”吃晚饭。克里克总是口若悬河,我也乐于利用这样的机会逃避倒胃口的英国式饭菜。这种饭菜使我经常担心我会不会得胃溃疡,奥迪尔的法国母亲教导她的女儿要全然藐视大多数英国人在吃和住方面不讲究的态度。因此,克里克根本不必羡慕“高桌吃饭”的那些学究。不可否认这些学究的“高桌饭菜”比他们的妻子做得要好得多。他们的妻子只会做些肉食、煮土豆、欠色蔬菜和一些糕点之类乏味混合物。与此相反,克里克家却有美味的晚餐,特别是在酒余饭后,话题转到剑桥那些“宝贝”们身上时,气氛更加轻松愉快。 
  谈到年轻女人时,克里克更是兴致勃勃,没完没了。这些女人们的姿色和某方面的特点都是谈论和取笑的题材。年轻时,他对女人不大在乎,现在才发现女人会给生活带来某些乐趣。奥迪尔对这些并不介意,反倒觉得这样大概会把这个北艾姆敦出身的人从枯燥乏味中解放出来。对于奥迪尔踏入的、也是他们时常应邀参与的这个颇有点附庸风雅的社交世界,他们长时间地进行议论。我们的谈话海阔天空,无话不谈。他同样也喜欢谈自己偶尔犯的错误。有一次,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他扮演红胡子的年轻肖伯纳走了进去。他在舞会上一出现,就发觉这样做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因为当他走近年轻的女人时,没有一个人喜欢他那潮湿的乱蓬蓬的胡子。 
  但在那次品酒宴会上却没有年轻的女人出席。这使他们感到失望。他们的酒伴都是学院负责人,这些人热衷于谈论那些繁忙的行政事务。他们对于这些事情感到厌烦,于是就及早退席。回去后,克里克却意想不到地感到清醒,又埋头于探索他的公式。 
  第二天早晨,他来到实验室并告诉佩鲁兹和肯德鲁他获得了成功。几分钟后,考基兰走进他的办公室,克里克对考基兰又说了一遍。还没等克里克讲完,考基兰就说他也认为克里克会获得成功的。他们马上就开始各自的演算,发现考基兰用的演算推导比克里克的简练。可是,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他们就用佩鲁兹的X光衍射图来核对。螺旋,得到了非常好的一致性,以致必须承认鲍林的模型和他们自己的理论都是对的。 
  几天之内,经过润色的一份手槁已经拟好并且以快件寄往《自然》杂志。同时将一份副本送给鲍林鉴赏。对克里克来说,这次成功是一桩无可置疑的胜利。没有女人参加能取得这样的胜利,真算是一件幸事。 
  快到四点了,我走进威尔金斯的实验室,告诉他鲍林的模型原来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这时威尔金斯正在忙碌着。于是,我穿过走廊朝罗西的实验室走去,希望能找到她。实验室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径自走了进去。这时,罗西伏在映片箱上,正在全神贯注地测量放在上面的一张X射线照片。我闯进来吓了她一跳,但马上又镇定下来,她直盯着我,好像在责备我这个不速之客应该讲点礼貌:先敲一下门才对。我连忙对她说威尔金斯正忙得不亦乐乎。没等她出言不逊,我马上又问她愿不愿看看彼得带来的他父亲手稿的副本。我很想试试罗西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发现其中的错误,可她才不愿和我要着玩呢。于是,我只得立刻告诉她鲍林的模型在哪儿出了岔子。同时,我不禁讲起鲍林的三链螺旋同我和克里克一年零三个月之前给她看的那个模型是何等相似。鲍林关于对称的推论并不比我们一年前的努力高明多少。起先我还以为这一点会使罗西感到有趣。可是,出乎我的意料,由于我一再提起螺旋结构,她显得非常恼火。她不客气地指出,无论是鲍林或其他什么人,都没有任何根据认为,DNA具有螺旋结构。我讲的全是白费口舌。其实我刚一提到螺旋,她就认定鲍林是错了。 
  我打断了她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我坚持说,任何有规律的聚合分子,其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螺旋。我想她可能会反驳我说DNA的碱基顺序就没有规律嘛!我继续强调说,因为DNA分子形成晶体,所以核昔酸顺序决不会影响总的结构。这时,罗西按捺不住胸中怒火,提高嗓门冲着我嚷了起来。她说我的话都是无稽之谈,只要闲话少说去看一下她的X射线照片的证据,一切就都明白了。 
  她不知道我对她的那些资料其实了解得非常清楚。因为早在几个月之前,威尔金斯就把她的所谓“反螺旋”实验结果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克里克肯定地对我说过,那些结果毫无意义。于是,我决定捅一下她的“马蜂窝”。我毫不迟疑地向她暗示,她根本就没有本领解释她的X射线照片。她只要稍为懂点理论知识,也就能明白,她设想的那些“反螺旋”特性,不过是DNA经过微小变形而产生的;只要有了这种微小变形,有规律的螺旋也就能够纳于晶格之中。 
  这时,罗西突然从那张把我们分开的工作台后面冲着我走了过来。我怕她在气头上会动手打人,于是赶快抓起鲍林的手稿,向门口溜去。正巧被探头进来找我的威尔金斯挡住了。他们俩相互瞅了一会,又看看我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我结结巴巴地对威尔金斯说,我和罗西的谈话已经结束,而且我在茶室找过他。我一边说着,一边从他们俩当中溜了出来,让威尔金斯和罗西站在那里,面面相觑。处于这样的僵局,我真担心威尔金斯由于不能即刻脱身,他会出于礼貌邀请罗西和我们一块喝茶。可是她却转过身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下子我们倒省事了。 
  在过道上,我对威尔金斯说,幸亏他及时赶到,否则我可能遭到罗西的突然袭击了。他慢条斯理然而肯定地回答说,这种事完全可能发生。几个月前,罗西也同样对他发过一次脾气。那次在他的房间里辩论时,他们差点动起武来。当他想逃跑时,罗西堵住了门口,直到最后,罗西才算放了他。但是,那一次可没有第三人在场。 
  同罗西的这次接触使我对威尔金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在,我自己的亲身体验足以使我理解他在过去两年里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折磨。他现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个亲密伙伴,而不再觉得只是点头之交。过分的信任只会造成令人头痛的误解。使我吃惊的是他向我透露,他在助手威尔逊(Wilson)的协助下,一直在悄悄地重复罗西和戈斯林的某些X射线工作。这样,威尔金斯要全面开展研究工作,就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了。而且,他还透露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秘密:自仲夏以来,罗西就已证实DNA具有一个新三维构型。当DNA分子被大量水包围时就出现这种构型。我问这种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威尔金斯就从隔壁房间里拿出一张称为“B型”照片的副本给我看。 
  我一看照片,立刻目瞪口呆,心跳也加快了。无疑,这种图象比以前得到的“A型”要简单得多。而且,只有螺旋结构才会呈现在照片上是那种醒目的交叉形的黑色反射线条。用“A型”来解释螺旋结构得不到满意的答案。而且,究竟存在哪一种螺旋对称,也是含糊不清的。但是,只要稍稍看一下“B型”的X射线照片,就能得到不少有价值的螺旋参数。可以想象,只要简单计算一下,就能确定分子内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了。我追问威尔金斯,他们利用“B型”照片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他告诉我说,他的同事弗雷泽很早就一直在认真地研究三条链的模型,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威尔金斯也承认有关螺旋的证据现在是毋庸置疑的——斯托克斯-考基兰-克里克理论明确指出:螺旋肯定是存在的——但这一点对他说来并没有很大的意义。以前他也认为是会出现螺旋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还缺少关于螺旋结构的具体设想。一旦有了这种设想,他们就能把碱基有规律地安排在螺旋内部。当然,这也证明罗西把碱基放在中心,而把骨架放在外面的设想是对的。威尔金斯对我说过,在这一点上他深信罗西是正确的。而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和克里克都还没有看到她的证据。 
  在去苏号饭店吃晚饭的路上,我又谈起了鲍林的手稿,并且强调说过分嘲笑他的错误是很危险的。最多只能认为鲍林仅仅是犯了错误,而不能认为他像个傻瓜,这样才是一种更加保险的态度。就算他现在尚未发现自己的错误,他很快将会日以继夜地追究起来。如果他再派一个助手拍摄DNA照片,就更危险了。在帕萨迪纳同样会发现DNA的“B型”结构。这样,最迟一个星期,鲍林就会把DNA结构搞出来的。 
  威尔金斯并不愿为此事过分操心。而我这样唠唠叨叨一再强调DNA结构随时都有可能迎刃而解,倒同克里克前一时期差不多了,以前有段时期,他也曾为此有失常态。多年来,克里克就一直试图告诫威尔金斯什么工作才是重要的。可是,威尔金斯在冷静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后,清楚地知道他凭自己的预感行事是明智的。饭店跑堂弯腰站在威尔金斯身后,等待着我们点菜。威尔金斯这时竭力要我懂得,如果我们对于科学发展的方向都持相同看法的话,那岂不是样样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那时我们也不必再费周折,个个去当工程师和医生也就行了。 
  上菜以后,我想把话题转到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上来。我认为测量一下位于第一、二层线上的深部反射可能会马上把我们引上正轨。可是,威尔金斯吞吞吐吐的回答根本就文不对题,弄得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说金氏学院没有人对这些反射进行过测量,还是他只是想趁热把饭菜咽下肚去。我勉强地吃着饭,心里盘算着等喝完咖啡,陪他回公寓的路上,或许能从他嘴里得到一点详细情况。可是,饭前我们要的那瓶法国白葡萄酒却使我对这些枯燥的事实热情大减。在我们离开苏号饭店穿过牛津大街时,他只对我说,想在某个比较安静的地段找一套不那么幽暗的房间。 
  然后,我在那阴冷的、几乎没有暖气的车箱里,凭着记忆在报纸的空白边缘上画起“B型”结构图来。我力图在双链和三链模型之间作出选择。目前就我所知,金氏学院小组之所以对双链不感兴趣,原因不是很简单的。这取决于DNA样品的含水量,他们也承认这个数值可能有很大的误差。下了火车,我骑自行车回到学院并且从后门爬了进去。这时,我才决定要制作一个双链模型。克里克也不得不同意。虽然他是个物理学家,他懂得重要的生物体都是成对出现的。 
  在后来的几天时间里,克里克对我不能专心致志地制作分子模型而感到愈来愈烦恼。虽然在他十点左右进来之前,我已在实验室里,那也无济于事。几乎每天下午,我总在网球场上打球。他知道这一情况,所以常常扭过头来,不满地看看无人过问的多核着酸模型。茶点以后,我也只在实验室泡上几分钟,随便摆弄一下什么东西,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到“老妈”旅馆和女孩子们一起喝雪利酒去了。我才不把克里克的抱怨当回事呢。要是不能正确解决碱基在模型中的位置,而只在糖和磷酸骨架问题上打圈了,就是搞得再好,也不能表示我们的工作有真正的进展。 
  我仍然把大部分夜晚都消磨在看电影上,幻想着答案说不定在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然而,对电影的过分着迷也会产生副作用。 
  就是在看好的电影时,我也忘不了DNA的碱基。然而,我也常常想到,从立体化学的角度看,我们毕竟为糖和磷酸骨架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构型。同时,也不再用担心这会和实验数据不一致了。 
  我看电影也好,不看也罢,我漫不经心地画出来的碱基图,起初对于解决氢键问题毫无帮助。即使把“狂欢”这个字眼从脑子里完全清除了出去,也没能使我对氢键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在我入睡的时候,正是盼望着第二天下午在唐宁街举行的大学联欢会上,能有许多漂亮姑娘。可是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会场,看到一队健壮的曲棍球队员和一群初出茅庐的拘谨少女,就感到大失所望。福卡德也立即发觉这儿不是他久留之地。为了礼貌,我们还是在那儿呆了一会儿。这时,我告诉他,我怎样正在和彼得的父亲竞赛,争夺诺贝尔奖金。 
  几天后,大约是下星期三的光景,有一次我在纸上画腺嘌吟的结构式时,居然茅塞顿开,受到了一个颇为重要的启示。我忽然想到在DNA结构中,腺嘌呤残基之间形成的氢键和在纯腺嘌呤结晶中的氢键是相似的。这可能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DNA确是这样的话,一个腺嘌呤残基和与它成180°旋转的有关腺嘌呤残基之间可以形成两个氢键。而更为重要的是,同样两个对称氢键也可以把一对鸟嘌呤,一对胞嘧啶或一对胸腺嘧啶联结起来。于是,我开始想,每个DNA分子是否都是由相同碱基顺序的双链构成的;而这两条链又是通过相同碱基对之间的氢键联在一起的。麻烦的是,这样的结构不可能有一个规则的骨架,因为嘌呤(腺嘌呤和鸟嘌呤)和嘧啶(胸腺嘧啶和胞嘧啶)形状不同,这个结构的骨架会由于这些嘌呤对或嘧啶对在中心交替出现,而显示凸出或凹进的形状。 
  尽管骨架不规则的问题仍未解决,我的心却砰砰地乱跳起来。如果这就是DNA的结构,我会因这个发现而一鸣惊人。 
  时钟敲过12点以后,我感到心情越来越愉快。我想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克里克和我曾经担心表面上看来DNA结构可能是枯燥无味的。既不能说明它的复制机理,也不能说明它控制细胞的生物化学功能。但现在使我惊喜交加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竟是如此饶有趣味。有两个多小时,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兴奋得彻夜难眠,成对的腺嘌呤幻影在我眼前翩翩飞舞。仅偶有几次,我担忧这绝纱的幻想是否会出差错。 
  克里克很快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DNA的研究工作。在发现A-T和G-C碱基对有相同形状的第二天下午,他又回头去测量他的博士论文中的某些数据,可惜收效甚微。他不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焦虑不安地盯着硬纸板模型,尝试着用其它一些方法搭配碱基对。后来,这短暂的疑虑过去了,他又满面春风,兴奋地对我谈起我们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尽管这种作法和剑桥常见的遇事稳重和留有余地的态度迥然不同,我还是很乐意听的。DNA结构搞清楚了,其结果又是如此激动人心。我们的名字将和双螺旋连在一起,就像鲍林的名字总和a螺旋连在一起一样。这一切几乎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 
  伊尔饭店6点钟开门时,我和克里克一同去吃饭。我们顺便商量一下以后几天该干些什么。克里克觉得,能否制出一个完善的三维结构模型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因为遗传学家和核酸生化学家不应该再白白浪费他们的时间和仪器设备。需要尽快地告诉他们问题的答案,从而使他们能够调整研究方向,转而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当然同样迫切地想造出这样一个完善的模型。但是,我却更加念念不忘鲍林,我担心在我们把结果告诉他之前,他说不定会碰巧发现碱基对的奥秘。 
  不过,那天晚上。我们始终不能稳定地建立起双螺旋模型。在拿到金属制成的碱基模型之前,制出的任何分子模型都很粗糙,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我回到“老妈”旅馆,对伊丽莎白和福卡德说,克里克和我可能已击败了鲍林,我们的发现将使生物学发生一场革命。他们俩人都感到由衷地高兴。伊丽莎白更为她的兄弟感到自豪。福卡德表示,他要向国际生化学会报告,他的一个朋友将获得诺贝尔奖金。彼得也是同样兴高采烈,虽然他父亲可能在科学上遭到重大挫败,他并未因此流露出任何不快。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感到格外的精神焕发。在去惠姆吃早饭的路上,我慢步走向克莱尔桥,抬头眺望国王学院哥特式礼拜堂在这明朗春天高耸入云的尖顶。在那儿,我稍事停留,观赏了最近整修一新的吉布斯大楼。这是一座具有乔治王朝特色的建筑。这时我想,我们今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们曾在这里度过的那些平静岁月。我们曾长期来往于这里的几个学院之间,默默无闻地博览了海弗书店所有的各类新书。我怡然自得地看过《泰晤士报》,然后走到实验室。我看到克里克正在按他想象中的格式,用硬纸板拼着碱基对。不用说,他早就来到实验室了。仅仅用了一个圆规和一把直尺,他就看出,两类碱基对都能很好地安排在骨架结构之中。那天上午,佩鲁兹和肯德鲁曾先后来到实验室,想了解一下我们是否依然确信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克里克分别向他们简单明了地介绍了我们的发现。就在他向第二位客人介绍时,我走下楼去,想到工匠间看看嘌呤和嘧啶的金属模型是否能在当天下午提前完工。 
  我们只稍加催促,最后的焊接工作便在两小时后完成了。我们立即用这些闪闪发光的金属片来建造模型。在这个模型里,DNA的所有成分首次配备齐全。我在一小时内,把各个原子的位置妥善进行了安排,使它们既符合X射线数据,又和立体化学原则相一致。这样得到的是一个右旋螺旋,并且两条链方向相反。只有一个人操作这个模型才比较方便,所以,直到我都已装配就绪,从模型旁让开之后,克里克才去检查我的工作。有一个原子间距比其最适值略短了一些,但并不超出当时公布的标准,因此我也无需为此担忧了。克里克检查了15分钟,虽然他也偶然有几次皱起眉头,使我多少有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但他并未找出任何差错来。他逐个检查,感到满意后,再去检查另外的原子,间距是否都很合理。我们和奥迪尔一起去吃午饭时,一切看来都很顺利。 
  在饭桌上,我们的话题集中在如何宣布这一重大新闻上。首先应该尽早告诉威尔金斯,可是,想到16个月前的惨败,我们觉得在没有把所有原子间的关系确切地搞清楚之前,得暂时对金氏学院研究小组保密。随便拼凑一些看来合理的原子间距,实在是件过于容易的事,因此也就常会产生这种情况:局部看来完全可行,而整个结构却根本不合理。我们估计还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但是,互补DNA分子具有的一些优点,也完全可能使我们的判断具有片面性。因此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还必须用铅垂线和测量杆精确测量一下核苷酸中所有原子的相对位置。由于双螺旋的对称性,由一个核苷酸的原子位置,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其他核苷酸的原子位置。 
  喝过咖啡后,奥迪尔问起,如果我们的工作确实像她听说的那样,将会引起一场轰动,她和克里克是否仍要去布鲁克林过那种流放般的生活。或许我们是应该在剑桥继续呆下去,研究一些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我试图打消她的顾虑,就着重指出在美国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人比比皆是。并非所有的男人都剃光头,女人都穿着白短袜逛大街的。美国的最大长处是那里有从未涉足的广阔天地,可以任人自由开拓。然而我这一番话未能奏效。奥迪尔一想到要和那些不修边幅的人们长期相处,就感到惴惴不安。况且。那时我身上穿着的一件刚让裁缝做的紧身运动衫和美国人的便装完全不同。她看到我这样的装束,就更加不相信我说的话了。 
  第二天早上,克里克又比我早到实验室。我进去时,他正把模型牢牢地固定在支架上。这样,他可以逐个得出原子间距。他在那儿把原子前后挪来挪去。我坐在写字台边,考虑着如果我要尽快宣布我们有了某种有趣的发现,我该用哪种格式来写这封信。我正在想入非非,竟没有注意到克里克要我帮他扶正模型,以防在调整时倒下。他略微流露出不满的神情。 
  这时我们才明白,以前我们对镁离子重要性是小题大做,大方向错了。看来,威尔金斯和罗西坚持研究DNA的钠盐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既然糖和磷酸骨架在外部,究竟是哪种盐其实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两种盐都能被双螺旋结构所接受。 
  时近中午,布喇格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模型。他由于患流感而在家呆了几天。听到克里克和我提出了有独创性的、对生物学可能有重大意义的DNA结构的消息时,他正躺在床上。回到卡文迪什实验室后,他马上抽空溜达到我们这儿,想亲眼看一看DNA模型。他立即就明白了双链之间的互补关系,以及腺嘌呤与胸腺嘧啶,鸟嘌呤与胞嘧啶的等量关系是糖和磷酸骨架有规律反复出现的必然结果。可是,他不知道查戈夫定律。所以,我又向他介绍了一下DNA各种碱基含量相对比例的实验数据。我发觉,布喇格越来越为它在基因复制中的巨大意义感到兴奋。谈到有关X射线的证据时,他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还没打电话告诉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可是,我们还没有征求过托特的意见。对此,他感到困惑不解。我们对他说,有机化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仍不能使他完全放心。至于说我们使用的化学结构式不准确,应该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看到克里克讲话那样匆忙迅速,布喇格很难相信他是否会有足够的耐心,从容掌握确切无误的事实。于是,我们就准备一旦把一些原子间距调整好,马上就请托特来。 
  原子间距的最后调整工作在第二天晚上完成了。由于缺乏准确的X射线的资料,我们还不敢断定我们所选的构型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这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只想证实,从立体化学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一种特别的两条链互补的螺旋结构是可能的。必须申明这一点,否则,就会有反对意见。别人会说,从美学观点来看,我们的想法非常高雅,可是,糖和磷酸骨架的形状可能不允许这种结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边吃饭,一边互相安慰说,这么绝妙的一种结构,简直非存在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