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健康

刘易斯·托玛斯

刘易斯;托玛斯(1913——),美国医学家、生物学家。历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儿科研究所教授,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病理学系和内科学系主任,耶鲁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纽约市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院院长,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创作的科学随笔集《细胞生命的礼赞》,在美国产生广泛的影响。

 我们不断提醒自己,我们每年在健康上花费800亿美元,或许现在已是900亿美元吧?不管是800亿美元还是900亿美元,那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只要一提起它,就会意味着有那么一个庞大而有力的机构,相当复杂地组织和协调着。然而,这又是一种让人迷惑不解、大伤脑筋的事情,因为它在稳步地日渐扩大,却没有具体的人在规划和管理它。去年花进去多少钱,只有在花完之后才发现;明年的账单上又会是多少,没有一个人看得准。社会科学家们为这样一些大问题所吸引,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以便就近看个究竟;经济学家倾城而至,在这里摇头咂嘴,将越来越多的资料输入计算机,试图弄明白,这到底是一个运转正常的机构呢,还是一座纸糊的屋子,徒有其表。对正在开销的数目,似乎并无疑问,但这些钱花到哪里,为什么花了,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提到这桩事,人们贪图方便总是以一言蔽之,说这是“健康事业”。这就造成一种幻觉,让人觉得,这都是应人们的需求造出的一种毫无疑问的产品,那就是健康。于是,保健成了医药的新名字。现在,医生干的事是保健,医院和其他专职人员跟医生一道工作,总称作保健事业。病人成了健康的消费者。一旦上了这条路,那就得没有尽头地走下去。就在最近,为纠正今天保健制度的种种弊端、偏私、逻辑缺陷和濒于破产,政府创设了新的官方机构,称作保健组织,大家已经熟知它叫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这种机构像邮局一样遍布全国,准备把包装整齐的健康分送各处,就像真的是仓库里新备了大批健康可以分送一样。
  我们迟早要因这个词而遭到麻烦。这个用语太具体、太明确,不宜用作委婉语,而我们似乎正是要把它用作一个委婉语。我担心,我们会牵强地使用它的意义,以掩盖一具体现实。这个现实说不得,我们似乎已心照不宣地避免公开谈论它。但不管怎样,疾病和死亡依然存在,盖也盖不住。寻常一样的疾病还在使我们苦恼,我们没有控制它们。它们为所欲为,随意袭击我们,叫我们无法预测。只有它们冒头以后,我们才能开始对付它们。我们的医疗工作只能这样被动,医死医活莫论,只有尽力而为吧。
  假如事情不是这样,这个世界要好些吧。但事实却就是这样:疾病的发生,不仅仅是我们疏于保健。我们生病,不仅仅是我们放松了警惕。多数疾病,特别是大病,是盲目地突如其来的,我们不知怎样预防。我们实在还不那么善于防病或保健。至少现在还不善于此。我们也不会善于此,除非有一天,我们对有关疾病的机理知道了很多。
  在这一点上,大家当然意见不一。我们当中有些信徒,他们相信,一旦我们有了行之有效的保健制度,这个国家就会变成某种大型的矿泉疗养地,它提供的预防药就像欧洲矿泉水瓶子上贴的商标所说的:包治百病,管它肾虚脾热,都治。
  让人吃惊的是,我们迄今还不知道,这个词儿乃是不应验的咒符。一个人几十年精神健全,但保不定他将来不发生精神分裂;同样,社会的精神健康中心,也未能保证社会的精神健康。虽然这些可敬的机构对付某些形式的精神病是明显有用的,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责难这些字眼,是因为它们听起来太像保证兑现的诺言。一个保健组织,如果组织良好,财源充足,它将具有一个诊所和医院的最好特征,对任何社会都应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社会的人会期望它的新名字名副其实。门上挂了保健的牌子,它就会成为分发健康的官方机构,如果此后任何人发生了难以对付的心脏病,或者得了多发性硬化,或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那些既不能防、也不能治的大多数癌症,或慢性肾炎,或中风,或脾气郁结,那么,人们就不免要环顾左右而窃声议论了。
  与此同时,对于人体组织本身的耐久性和力量,我们给予的注意和重视则是太少了。人体组织最坚定不移的倾向就是稳定和平衡。把人体描画成一件一碰就倒、一用就坏的洋玩艺儿,老是得小心看护,老是得修修补补,老是处于破碎的边缘,这是一种歪曲。岂止是歪曲,还很有几分忘恩负义。这是人们从所有的信息媒介中最常听到的,也是最头头是道的教条。我们真应该建立更好的健康普及教育的制度,用更多的课时,对我们的良好健康状况搞搞鸣谢甚至庆贺——说实在的,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身体就是好,好极了。
  关于将来在医药方面的需要,我们面前仍然摆着一些大家熟悉的问题。在完善的保健制度中,最理想地讲,还要设哪些项目?如何估计,在最合理的情况下,每个病人每年共需要多少医生、护士、药品、化验检查、病床、X射线透视等等?我建议用一种新的方法来产生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方法就是,仔细地考察一下,现在可以随时进出保健机构的、最老于世故、最有见识的、大概也已经满意的顾客。也就是说,那些受过良好训练、富有经验、有家室的中年内科医生,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利用今天医疗技术的各个方面的。
  我想我可以自己动手设计这张问卷。在过去5年中,你的家人包括你自己,作过多少次任何种类的化验检查?作过多少次全面体检?多少次X线透视和心电图?一年中给自己和家里人开过几次抗生素?住过几次院?作过几次手术?看过多少次精神病医生?正式看过多少次医生,任何医生,包括你自己?
  我打赌,如果你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你会发现,有一些数字跟现在官方为整个人口规划的数字大不相同。我已经以不尽科学的方式作了这样的尝试,这就是询问我的一帮朋友。我得到的资料还不是充实有力的,但是却相当一致。这些资料表明,我的内科医生朋友们从服完兵役后没有一个人作过常规体检;很少有人照过X射线,只有看牙医的情况是例外;几乎全部拒绝了手术;连他们的家人也绝少作化验检查。他们用很多的阿司匹林,但似乎很少开药方,家里人发烧也几乎从不给抗生素。这倒不是说,他们从不生病;这些人家发病率跟别人一样高,主要是呼吸系统和胃肠道疾病,跟别人有着同样多的焦虑和稀奇古怪的想法,也有同样多——总的来说并不叫多——可怕的或破坏性的疾病。
  有人会反驳说,内科医生和他们的家人其实是常驻医院的病人,不能跟其他人相比。每个家庭成员出现在早餐桌旁时,那一碰头,其实就是医生的家访,作父亲的就是名符其实的家庭医生。说得不错。但是,这更使我们有理由期望更理想地利用全部的医疗技术。这里没有距离的限制,整个保健系统近在身边,随时可用,而且所有项目的费用当然也比没有医生的家庭要少。所有限制着一般人使用医疗机构的因素,在这里都不存在。
  如果我用几个医生朋友所做的小小的抽样调查,得到的预感是正确的,那么,这些人运用现代医术的方式,似乎跟我们80年来有计划地教育公众去作的方法大不相同。说这是“鞋匠的孩子没鞋穿”是说不过去的。医生的家人的确喜欢报怨,他们得到的医疗照顾比不上朋友和邻居,但他们确实是一班正常的、通常是健康的人们,由医生诊断而生的疾病更是少得可怜。
  此中的奥秘,内科医生们知道,他们的妻子结婚不久也学到了,但就是对一般大众秘而不宣,那就是,大多数毛病不用治自己就好了。是呵,大多数毛病到上午就好一些。
  可以想见,如果我们能控制住自己,还有我们的计算机不去设计那样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两亿人全都被假定每时每日都处于健康恶化的危险之中,那么,我们本可以建立一个以保证平衡为目的的新制度,向任何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良好医疗。我们的司法制度在不能证明我们有罪时就假定我们无罪。同样的道理,医疗制度要最好地发挥作用,就要假定我们大多数人是健康的。没人管的话,计算机会以相反的方式工作,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每时每刻都要求某种直接的、坚持不断的、职业的干预,以维护每个公民的健康。那时,我们的钱就甭想干别的,全得花在那上面了。再说,如果我们还想及时改变这种挤住在一起、特别是挤在城市里的方式,我们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社会的健康是另一个问题,更加复杂,也更加迫切。我们要付的账单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