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进步的障碍

作者:波普尔

  波普尔(1902——),英国哲学家。生于维也纳。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定居英国,后加入英国籍。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伦敦大学任教。1964年受封为爵士。他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50年代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著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等。 

  从生物学观点或进化观点看,可以把科学或科学进步看作是人类为了适应环境而采取的手段。 
  科学发现总是革命的,创造性的。当然,即使遗传水平也有一定的创造性:新的试探造成新的环境,产生新的环境压力,从而对各级水平都带来革命性的后果。但只有在科学水平下才有以下两个新情况。最重要的是,科学理论可以用语言来表示,甚至可以发表。理论成了我们以外的客体,可以研究的对象。现在又成了可以批判的对象。这样,采用一个理论如果不能使我们更好地适应于生存,我们就可以甩掉这种理论——通过对理论的批判,我们可让理论代替我们死亡。 
  问题很清楚,科学进步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不能归结为科学家的个人问题。伟大科学和大科学家,像大诗人一样,常由非理性的直觉所激发。大数学家也这样。彭加勒和哈达马德已指出,一个数学证明也很可能是在一种显然属于美学灵感的指引下发现,在不知不觉之中试探出来,而不是理性思维指引的结果。 
  我认为阻挡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是社会的,可分为两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 
  在经济方面,贫穷往往是个障碍。但近年来愈来愈清楚,富裕也会成为障碍:钞票太多的结果是思想太少。在这样的逆境中虽然也有进步,但科学精神却陷入危机。“大科学”可能毁掉伟大科学,刊物激增可能扼杀思想:宝贵的思想反而被这种洪水淹没了。 
  在意识形态障碍中人们看得最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偏执或宗教偏执,一般都带有武断而缺乏想象。历史事例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倒是:即使压制也能引起进步。布鲁诺殉难和伽利略受审对科学进步所作的贡献,归根到底可能还大于宗教法庭对科学进步的反对。 
  新思想被忽视的事例很多,如达尔文以前的进化论、孟德尔学说。可以找到大批阻挡进步的障碍。 
  亚默还讲过一个更惊人的例子,即1913年对爱因斯坦光子理论的否定。这理论最早发表于1905年,1921年爱因斯坦为此获得诺贝尔奖金。在推荐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成员的申请书中,也写了否定光子理论这一段。这个文件是由马克斯·普朗克、沃泽尔·奈恩斯特和其他两个著名物理学家共同签署的。文件对爱因斯坦赞扬备至,但要求不要因他的失足(他们显然深信光子理论也是其中的一次)而反对他。这种过于自信的态度,同一年中居然还经受了密立根进行的一次严格的实验鉴定,真是令人好笑;但我们理当把它看作是科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插曲,说明最大的专家们有时也会通过最富于自由思想的鉴别而携手作出武断的否定,这些人做梦也没有想去隐瞒他们所相信的东西错了。对爱因斯坦的“失足”表示遗憾的话,真是再有趣、再有启发不过了。申请书是这样写的:“他有时也会想得太远,例如他的光量子假说,但是不应当把这一点看得太重。要引进一点真正的新思想,即使是引进到最精密的自然科学中去有时谁也不能不冒一点风险。”说得很好,但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人总是要冒犯错误的风险,但也要冒受到误解或错判等不那么重要的风险。 
  专横武断是阻挡进步的一大障碍。我们不但应当通过讨论使别的理论也能生存,还应当有计划地寻求新的理论;什么时候占统治的理论过分排斥一切,我们什么时候就应当感到忧虑。如果这种理论达到了一家垄断的地步,对科学进步的危害就更严重了。 
  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一种理论,甚至一种科学理论,也会变成一种时髦思想,一种宗教的替身,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的讲演第二部分的中心:科学革命同意识形态革命的区别。 
  在一个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内)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或时髦思想的时代里,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可能完全是由于宗教的衰落,由于我们这个无父社会未得到满足的不自觉的宗教需要。除了各种极权主义以外,我平生目睹了许许多多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公开声明的非宗教运动。 
  第一个例子是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革命,这两场科学革命都引起了意识形态革命。它们双双改变了人类对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就这点而言,这是意识形态革命。就它们各自推翻了一种占统治的科学理论而言,又显然是科学革命。 
  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理论之所以发生那么大的意识形态影响,看来都是因为同宗教教义发生了冲突。这对我们的思想文化史意义重大,同时又反射到科学史中。但是哥白尼和达尔文同宗教发生冲突这个社会历史事实,却同这种科学理论本身的理性价值毫无关系。在逻辑上,也同理论所激起的科学革命毫不相干。因此把科学革命同意识形态革命加以区别就很重要了。 
  我还要举例说明,有些重大科学革命并没有引起任何意识形态革命。 
  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革命,从科学角度看,同哥白尼革命一样伟大,也许更伟大。它改变了牛顿的中心信条,它鼓舞了一代物理学家,却没有引起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来。汤姆逊发现电子(及其理论)也是一场大革命。推翻古老的原子可分性理论所形成的一场革命,足以同哥白尼的成就相媲美。当汤姆逊宣布这个发现时,许多物理学家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这个成就把2400年以来一直在争夺统治地位的两种敌对的物质理论,即原子不可分理论和物质连续性理论,一古脑儿都推翻了。要估计这个突破的革命意义,你只要记住,正是它把结构和电引进了原子、从而也引进了物质构成之中,这就够了。后来到1925年、1926年,海森堡、德布罗意、薛定谔以及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基本上也是汤姆逊电子理论的量子化。而汤姆逊的科学革命也没有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导致一场意识形态革命。 
  还有许多重大科学革命都没有触发意识形态革命,像孟德尔革命。还有X射线、放射性同位素的发现以及超导的发现。这些都没有引起相应的意识形态革命。克里克和沃森的革命性发现,我也看不出引起什么意识形态革命来。 
  最有意思的还是爱因斯坦革命。我是指爱因斯坦的科学革命,但它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却足以同哥白尼革命或者达尔文革命相媲美。 
  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的革命性发现,一个是狭义相对论,它推翻了牛顿动力学,用洛仑兹不变性代替了伽利略不变性。这一次革命可满足我们的合理性准则:旧理论可解释为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仍然近似正确。 
  但科学革命不管多么彻底,都必须保留前人的成就,因而不可能真正同传统决裂,正是这样,科学革命是理性的。当然我不是说,这就意味着,凡进行这个革命的伟大科学家就应当是完全理性的人。恰恰相反,尽管我在论证科学革命的合理性,我却猜想,假如真正的科学家成了“不偏不倚”意义上的那种“客观的和理性的”人,那么我们将发现,科学的革命性就真会被一种针插不进的障碍挡住了去路。